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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 两岸寻味(第3页)

“沈师叔,”他的声音颤抖着,“我父亲做的九转大肠,是甜的偏多,酸味在后。您做的,是酸甜平衡,五味协调。父亲说,他到了台湾之后,买不到好的醋,只能用台湾的米醋代替,酸味不够,就多放糖来压。他说,正宗的九转大肠,应该是您这个味道。”

嘉禾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父亲的手艺比我好。他到了台湾,在那么难的环境里,能把九转大肠做成那样,已经很了不起了。换了是我,未必做得到。”

陈瑞昌摇摇头:“父亲生前总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最正宗的鲁菜带到台湾。环境变了,食材变了,味道也变了。但他又说,变了就变了,台湾的版本,也是正宗的——正宗的不只是味道,更是那份想把家乡味道留住的心。”

这句话让嘉禾动容了。他看着陈瑞昌,忽然说:“瑞昌,你父亲说得对。味道会变,但心不会变。这本书,咱们要做的,不是比谁更正宗,而是记录下两岸各自的展,让后人看到,同样的根,在不同的土地上,开出了什么样的花。”

陈瑞昌重重地点头:“沈师叔,我也是这个想法。”

接下来的日子,陈瑞昌在北京住了两周。

每天,他都和嘉禾泡在共享厨房里。两人各带一个本子,一个记北京的版本,一个记台湾的版本,一道菜一道菜地比对。

他们选了三十道菜,都是两岸家庭最常见、最有代表性的家宴菜:

红烧肉,北京用冰糖炒糖色,台湾多用酱油和红曲米上色;

狮子头,北京讲究“细切粗斩”,台湾偏爱加入荸荠增加脆感;

醉鸡,北京用花雕酒和花椒盐腌制,台湾多用米酒和枸杞;

东坡肉,北京人喜欢配荷叶饼,台湾人习惯配卤蛋和笋干;

炸酱面,北京的酱要用六必居的黄酱和甜面酱按比例调配,台湾的炸酱则偏甜,有时会加豆瓣酱;

佛跳墙,北京版本用料相对简约,讲究汤清味醇,台湾版本则用料丰富,鲍鱼、海参、干贝、鸽蛋一应俱全,汤浓味厚……

每一道菜,嘉禾先做一遍北京的版本,陈瑞昌再按照父亲教的做法做一遍台湾的版本。两人做完,互相品尝,然后记录下各自的用料、火候、步骤,以及这道菜背后的故事。

第一天做的是红烧肉。嘉禾用的是五花三层,先焯水去腥,再炒糖色,然后加黄酒、酱油、冰糖、八角、桂皮,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陈瑞昌的做法略有不同:他不炒糖色,而是用红曲米和酱油调色,炖的时候会加几瓣蒜和一小勺台湾米酒。

两人做完,互相尝了一口。

嘉禾说:“你的红烧肉,颜色更红亮,蒜香和米酒的甜味很明显。台湾人喜欢吃这种口味?”

陈瑞昌点头:“对,台湾的红烧肉偏甜偏蒜香,跟大陆的不太一样。但我父亲一直跟我说,正宗的红烧肉应该是您做的这个味道。他在台湾做了六十多年红烧肉,一直在调整配方,想做出北京的味道,但总觉得差一点。”

嘉禾想了想,说:“不是差一点,是多了一点。多了一点台湾的味道。这是好事。你父亲在台湾待了六十多年,他的红烧肉早就不是纯北京的版本了,而是北京和台湾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就是‘台湾北京菜’,跟‘北京北京菜’不一样,但各有各的好。”

陈瑞昌若有所思:“沈师叔,您的意思是,不需要追求完全一样?”

“当然不需要。”嘉禾说,“一样了反而没意思。这本书要告诉读者的,不是‘正宗的做法是什么’,而是‘为什么同样的菜,在北京是这个味儿,在台北是那个味儿’。背后的故事,比味道本身更有意思。”

这句话成了整本书的核心理念。

第三天,他们做炸酱面。

这是沈家的看家菜,也是陈大勇当年最惦记的一道菜。陈瑞昌说,父亲在台湾做炸酱面,用的酱是台湾的豆瓣酱和甜面酱混合,有时候还会加一点芝麻酱。面也不是抻面,而是手擀面,因为台湾买不到合适的碱水面。

嘉禾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走进厨房,开始做自己的炸酱面:六必居的黄酱和甜面酱,三比七的比例,五花肉切丁,先煸肉丁,再下酱,小火慢慢炸,炸到酱和油分离,酱香扑鼻。面条是手抻的,反复折叠拉伸,抻出来的面条筋道有嚼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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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昌站在旁边,认认真真地看着每一个步骤。他拿出笔记本,一边看一边记,记了整整三页。

“沈师叔,我可以试试吗?”

“来吧。”

陈瑞昌系上围裙,站在灶台前。他的手艺确实不错,刀工利落,火候掌握得也好,毕竟是跟了父亲三十多年的老厨师了。但做到炸酱这一步,他明显有些犹豫——火不敢开太大,酱下锅时怕糊,不停地翻动。

嘉禾站在他身后,像当年指导王奶奶那样,不紧不慢地说:“火再大一点,炸酱不怕糊,就怕炸不透。油要宽,酱要稀,慢慢熬,熬到酱香出来了,肉丁入味了,就行了。”

陈瑞昌照着做,炸酱的香味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厨房。他尝了一口自己做的酱,有些惊喜:“沈师叔,这个味道,比我父亲做的更接近您做的!”

嘉禾笑了:“因为你用的是北京的酱,北京的肉,北京的火。同样的手艺,换一套材料,味道就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两岸的炸酱面会有差异——不是手艺的问题,是水土的问题。”

陈瑞昌忽然明白了什么:“沈师叔,您的意思是,这本书不应该只是菜谱,还应该记录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

“对。”嘉禾说,“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来路。北京的红烧肉为什么用冰糖炒糖色?因为北方人喜欢那个焦糖香。台湾的红烧肉为什么用红曲米?因为客家人有这个传统。把这些写清楚,读者就知道,两岸的菜虽然不一样,但根是一个根。”

陈瑞昌兴奋地说:“沈师叔,我有一个想法。咱们能不能把每一道菜分成两个部分来写?第一部分写‘北京做法’,第二部分写‘台湾做法’,然后第三部分写‘寻味笔记’,记录这道菜在两岸的演变和背后的故事。”

嘉禾想了想,点头:“这个主意好。你父亲在天上听到了,一定高兴。”

后面的日子,他们一道菜一道菜地做,一道菜一道菜地记。

做狮子头那天,北京的做法是“细切粗斩”——猪肉切成石榴籽大小的丁,稍微剁几下就行,保持肉的颗粒感。台湾的做法则是把肉剁得更细,加入荸荠丁和虾米,口感更嫩更脆。

嘉禾说:“北京人吃狮子头,讲究‘有嚼头’,肉不能剁太细,否则就没意思了。台湾人喜欢‘入口即化’,所以剁得细,还加荸荠增加口感。”

陈瑞昌补充道:“我父亲说,台湾的狮子头受了闽南菜的影响,喜欢加虾米和红葱头。这是台湾特有的风味。”

做醉鸡那天,北京用花雕酒和花椒盐腌制,蒸熟后切块,酒香浓郁。台湾的做法是用米酒和枸杞,蒸好后浸泡在酒汁里,口感更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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