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只是在一起。
窗外的风停了。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的,细细的,密密的,从灰白色的天幕中落下来,无声无息地覆盖在教堂的尖顶上、石墙上、青苔上。远处的峡湾是黑色的,对岸的山影是黑色的,只有这间小教堂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温暖的、不肯熄灭的光。
如麦睁开眼睛,看着昱宁。
“我们回家吧。”
昱宁看着她,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好。”她说,“回家。”
两个人转过身,十指相扣,走向那扇深褐色的木门。门外的雪还在下,风还在吹,天还是暗的。但她们的手是暖的。
星茗还在哭。唐晚舟把纸巾塞给她,她接过去,擦了一把鼻涕,又开始哭。唐晚舟叹了口气,把手搭在她肩上,带着她往外走。
退休教师站在门口,看着六个人走进风雪里。她把那本厚厚的婚姻法抱在胸前,嘴角挂着笑。
“一百多年,”她用挪威语自言自语,“终于等到了。”
没有人听到。
雪越下越大,把来时的路都盖住了。但没有人担心找不到回去的路。因为她们是跟着光走的——不是极光,是那间小木屋窗户里透出的、橘黄色的、圣诞树上的小灯。
它还在亮。
它会一直亮。
飞蛾物语(最终话)
云港入了夏。街上的梧桐树重新长满了叶子,绿油油的,把整条路都遮在树荫底下。蝉鸣从早到晚不停,吵得人脑仁疼,但听久了也就习惯了,像背景音乐,不注意到它的时候它不存在,一注意到它就再也忽略不掉。
如麦恢复了正常的门诊。周一到周五,每天五到六个病人,偶尔加班,偶尔准时走。她的白大褂又挂回了玄关的衣架上,每天出门前穿上,回家后脱下,熨得平平整整的,没有一丝褶皱。
昱宁的咖啡馆还在老地方。江婆婆的招牌没有换,门口那棵桂花树也没有砍。夏天不是桂花开的季节,叶子绿得发暗,密密匝匝的,像一把撑开的绿伞。店里的生意比以前好了不少,不是因为她做咖啡的手艺突飞猛进,是因为星茗在社交媒体上帮她做了宣传。拍了几张照片,配了一段文字,莫名其妙就火了。每天都有陌生的面孔推门进来,点一杯热可可,然后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拍照。
“他们都不是来喝可可的。”昱宁有一次跟如麦抱怨。
“那你就不卖了?”如麦问。
昱宁想了想,说卖。
如麦没有问她为什么。她知道为什么。
因为江婆婆的店不能关,不是因为赚钱,是因为那是江婆婆的店。是那个在她最狼狈的时候递给她一杯热可可的老人的店。
是那个在所有人都以为她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唯一一个等她回来的老人的店。
只要店还开着,江婆婆就没有真的离开。
星茗还是老样子,自从从被之前干的公司开除之后,她就每天都在咖啡馆帮忙,每天都在抱怨昱宁给的工资太低,每天都把抱怨的话说完之后继续干活。
路诗涵偶尔会来。她从岐川调到了云港,在一家新媒体的调查报道部门做主编。她比以前忙了很多,整个人瘦了一圈,但精神很好。每次来咖啡馆,她都会点一杯美式,然后坐在角落里对着笔记本电脑敲敲打打,一坐就是一下午。
“你不怕被人看到你的稿子?”星茗有一次问她。
“看到了也没关系。”路诗涵头也不抬,“反正他们也看不懂。”
孙玥和宛琳琳的事情,没有人再问。不是不好奇,是觉得不需要问了。
她们还住在那间公寓里,还睡两张床,还是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在周末的早晨赖床到十点。
有些东西不需要定义,定义了反而会变窄。如麦有一次问孙玥:“你们现在算什么?”孙玥想了想,说:“当然是家人啦。”宛琳琳从孙玥身后抱住她,笑的很开心:“对,我们是一家人!”她亮出自己手上的戒指:“9月我们结婚哦,你们一定要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不惊心动魄,不跌宕起伏,没有极光,没有雪山,没有眼泪和血。只有夏天的蝉鸣、梧桐树的影子、咖啡馆里咖啡机的轰鸣声、和每天傍晚昱宁站在医院门口等如麦下班的身影。
如麦有时候会在下班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故意放慢脚步。不是因为她不想回家,是因为她想多看一会儿那个画面——昱宁靠在石柱上,手里没有拿东西,只是站在那里,有时候看手机,有时候不看,有时候和旁边的保安大爷聊两句。保安大爷很喜欢她,说她“这姑娘长得好看,话不多,但懂事”。如麦不知道保安大爷的“懂事”是什么意思,但她每次听到都会觉得好笑。
“你笑什么?”昱宁有一次问她。
“没什么。”如麦说。
“你每次说没什么的时候,都是有什么。”
“那就是有什么。”
“什么?”
“笑你被保安大爷夸了。”
昱宁的耳朵红了一下,没有说话,转身往前走。如麦跟在她后面,看着她的背影。夏天的傍晚天还亮着,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伸到如麦的脚下。如麦踩着她的影子走,踩一下,再踩一下。
“幼稚。”昱宁头也不回地说。
“你没看我怎么知道我在做什么?”
“你的脚步声不对,肯定是在踩我的影子。”
如麦没有说话。她快走了两步,和昱宁并肩。两个人的影子在夕阳下并排躺着,靠得很近,近到分不清哪条是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