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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4章 人心惶惶（第1页）

组委会的人到警察局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走廊的地板上，亮得晃眼。罗西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那份文件，文件里夹着那张写有车牌号的纸。他走得不快，但步子很大，每一步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紧迫感。两个工作人员跟在他后面，一个抱着文件夹，一个拎着公文包。三人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

警察局长已经在办公室等着了。他五十多岁，头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刀刻的。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制服，肩章上的星星在灯光下闪着光，看到罗西进来，他站起来，伸出手。罗西握住他的手，两人没有寒暄，直接坐下了。罗西把那份文件放在桌上，说：“我们需要警方的协助。昨天，有代表团在回程途中被不明车辆尾随。不止一个代表团，至少两个，可能更多。”局长翻开文件，看了那张写有车牌号的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纸递给旁边的人。旁边的人接过，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

局长问罗西希望警方怎么做。罗西说：“加强安保。赛场内，赛场外，选手的驻地，选手的交通，所有环节都需要警力覆盖。”局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他在算需要多少人——赛场至少需要十个人，驻地至少需要十个人，交通沿线至少需要十个人，轮班替换至少需要二十个人。总共五十个人。他把这个数字在脑子里过了两遍，确认没有算错，说：“五十个人，我调不出来。”罗西看着他，没有说话。局长又说：“最多三十个。”罗西想了一下，说：“三十五。”局长想了一下，说：“三十二。”罗西说：“三十三。”局长看着他，罗西也看着他，两人对视了几秒，局长先移开了目光说：“三十三，成交。”

局长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那头很快接起，他用意大利语说了一句，很短，只有几个词，大意是“调三十三个人，现在”。说完就挂了，没有等对方回答，也不需要等。他看着罗西说：“人下午到位。”罗西点了点头，站起来，伸出手，局长也站起来，两只手握在一起，没有用力，只是握了一下。罗西说：“谢谢。”局长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罗西走到门口的时候，局长忽然叫住了他。罗西转过身，局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端着那杯已经凉了的咖啡，没有喝。他看着罗西，说：“那些人，不是普通的罪犯。”罗西没有回答。局长又问：“你知道他们是谁。”罗西还是没有回答。局长没有追问，把咖啡杯放下了。

罗西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阳光还亮着，他眯了一下眼睛，继续往前走。两个工作人员跟在他后面，脚步声嗒嗒嗒，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他们走出警察局大门，阳光涌过来，刺得人睁不开眼。路边停着一辆车，司机在车里等着。罗西上了车，工作人员也上了车。车门关上的声音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车子动，驶出警察局，拐上公路，往比赛场馆的方向开去。罗西坐在后排，看着窗外。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着，在算时间——人到齐了怎么分配，赛场放多少人，驻地放多少人，交通沿线放多少人。他脑子里有一张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点，每一个红点代表一个需要保护的地方。他把红点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下午，警察到了。不是三十三个，是三十五个。局长嘴上说调不出三十三个，最后还是多给了两个。他们穿着制服，腰里别着枪，站成一排，听负责人分配任务。负责人手里拿着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着红点，他一个一个地念，念一个，指一个人，那个人就站出来，站到指定的位置去。赛场正门两个，后门两个，侧门两个，选手入口两个，观众入口两个，停车场两个，走廊四个，休息区四个，餐厅四个，驻地酒店大堂两个，电梯口两个，楼层走廊两个，停车场两个。三十三个人不够用，三十五个也不够用。负责人把能压缩的地方都压缩了，能合并的地方都合并了，还是觉得哪里都缺人。

负责人收起地图，对那些人说了最后一句话：“保护好他们。”没有人回答，但所有人都挺直了腰板。

部队的人也来了。不是穿制服的，是穿便装的。他们没有警徽，没有肩章，没有枪，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他们走路的方式不一样，他们的步子很稳，每一步的距离都几乎相等，他们的眼睛在看，看每一个角落，看每一个人，看每一个可能藏着危险的地方。他们是军队的人，是局长从部队借调来的。局长在电话里跟对方说了很久，对方一开始不同意，说部队不负责这种事。局长说这些人不是普通的选手，他们是来参加国际比赛的，如果他们在这里出了事，丢的不是他们国家的脸，是意大利的脸。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给你十个人，不能再多了。”局长说：“十五个。”对方说：“十二个。”局长说：“十三个。”对方说：“十二个，要不要随便你。”局长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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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到场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们没有去办公室报到，直接去了各自的岗位。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在这里待多久。他们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棵树，根扎在地底下，风吹不动。有人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不关你的事。不是凶，是没必要。

罗西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窗外那些散布在各处的便衣。他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的军衔，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部队调来的。但他知道一件事——他们是来保护那些选手的，是来保护那些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年轻人，是来保护那些坐在棋盘前、把一辈子都押在黑白子上的人。他不认识他们，但他感激他们。他在心里说了一声谢谢，关上了窗。

消息是早上出来的。组委会的人一个个房间通知，敲门，三下，不轻不重，开门后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同一句：“比赛推迟一天。”有人问为什么，回答是“技术原因”。没有人信，但没有人追问。技术原因，这个借口太老了，老到每个人都知道它不是真的，但每个人也都知道，追问不会有答案。于是大家都不问了，关上门，转身回到房间里，把消息告诉队友，告诉教练，告诉领队。

英国代表团的人在餐厅里吃早饭，听到消息后没有人说话。有人继续切盘子里的煎蛋，有人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有人把面包掰成小块但没有吃。他们的领队站在窗前，手里端着咖啡杯，没有喝，看着窗外。窗外阳光很好，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无数只手，在抓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抓到。他看了很久，转过身对选手们说：“多一天休息，好好调整。”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再说。

法国代表团的反应最大。他们的领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说话很快，听到消息后她放下手里的可颂，用法语说了一句脏话。旁边的人看了她一眼，她不在乎。她站起来在餐厅里走来走去，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的，像机关枪。她一边走一边打电话，打给使馆，打给组委会，打给法国棋院，每一个电话都说很久。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她站在窗前，看着窗外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助手走过去问她怎么样，她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她的手指在窗台上轻轻叩了两下，像在敲一扇门，门没有开。

德国代表团的人在房间里没有出来。送消息的工作人员敲了门，里面应了一声，门没有开。工作人员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走了。房间里很安静，听不到说话声，听不到脚步声，听不到任何声音。也许他们在睡觉，也许他们不想出来，也许他们正在讨论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出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里面做什么，也没有人敢去敲门。

美国代表团的人在会议室里开会。门关着，窗帘拉着，看不到里面。门外站着两个穿便装的人，双手背在身后，像两尊门神。有人经过的时候他们会看一眼，不看第二眼，但你知道他们在看。会议室里偶尔传出一两声笑声，很低，很快又没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也许是笑话，也许是别的什么。

韩国代表团的人还在睡觉。他们昨晚没睡好，很多人没睡好。李正焕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窗帘拉着，房间里很暗，看不到那条裂纹，但他知道它在那里。他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很轻，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的，混在一起的，听不清是几个人。脚步声从走廊一头走到另一头，又从另一头走回来，来来回回，像一把梭子。他知道那些人在巡逻，在保护他们，但他还是睡不着。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头顶，把自己裹成一个茧。弟弟在另一张床上，呼吸很轻，不知道睡着了还是醒着。他没有问，他也不敢问。

日本代表团的人没有出来吃早饭。送餐的服务员推着餐车在走廊里走了一圈，一份餐都没有送出去。每个房间的门都关着，敲了门，有人应，但门不开，说放在门口就行。服务员把餐盘一份一份放在门口的地毯上，推着空餐车走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只手伸出来把餐盘端进去，门又关上了。走廊里又安静了。

华方代表团的人在餐厅里吃早饭。他们和平时一样，围坐在一起，面前摆着布袋里的食物。有人吃面包，有人喝粥，有人剥鸡蛋。没有人说话，但也没有人紧张。金武啃着包子，啃了两口放下，拿起来又啃。文毅在旁边喝粥，一口一口，很慢。徐妤在剥鸡蛋，把蛋壳一片一片剥下来，放在纸巾上。欧阳齐雪在喝茶，端着杯子，不喝，只是端着。小三坐在窗边，手里端着一杯牛奶，没有喝，看着窗外。窗外有一棵梧桐树，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阳光从枝丫间漏下来，碎碎的，落在窗台上。

金武啃完一个包子，又拿起一个，啃了两口停下来看着小三，叫了声“三哥”。小三没有回头，金武又问比赛推迟了，你怎么看。小三说推迟就推迟。金武说你不紧张吗。小三说不紧张。金武问为什么。小三端起牛奶喝了一口说，紧张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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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武不问了。

延迟比赛一天，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有人说无所谓。说好的人觉得多一天休息可以调整状态，说不好的人觉得多一天煎熬多一天折磨，说无所谓的人觉得一天两天都一样，反正该下的棋还是要下。但不管说好说不好说无所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根弦，那根弦从昨天开始就绷着，现在绷得更紧了。不是比赛本身让他们紧张，是比赛之外的那些东西，那些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但确确实实存在的东西。它们像影子，跟在每个人身后，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你回头它就不见了。你不回头，你知道它还在。

罗西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空旷的广场，阳光照在石板路上，亮得晃眼，广场上没有人。本来今天应该有人的，很多很多人，观众、记者、工作人员、选手，把广场挤得满满当当，今天什么也没有。那些人被推迟到明天了，也许明天会来，也许不会。他在想自己做得对不对，推迟比赛是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能冒险，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在赛场内外出事，不能。他不是怕担责任，是怕那些人受伤。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被吓跑的，不是为了被伤害的，是为了下棋的。

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拿起桌上那份名单，所有代表团的名字都在，一个一个，排成长长的一列。他看着那些名字——华方，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这些国家的选手还在酒店里，在房间里等着明天的比赛，等消息，等一个他们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明天。名单从他手里滑下去落在桌上，纸页翻了几翻停住了。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眼皮上，红彤彤的一片，那片红色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像血，像火，像他此刻的心。

各国代表团的领队还在开会，从早上开到中午，从中午开到下午，讨论明天的安保方案，讨论选手的交通安排，讨论突事件的应对措施。每个人都在说话，语很快，声音很大，各种语言混在一起，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有人拍桌子，有人站起来，有人摔门出去。出去的人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坐下来继续吵，他们知道吵不出结果，但他们必须吵。不吵就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不吵就不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不吵就不知道哪些可以妥协哪些不能妥协。吵到最后，他们终于达成了一致——明天比赛按原定时间进行，安保方案按原定计划执行，各代表团自行负责选手的交通和食宿，组委会负责赛场内外的安全。谁都知道这个方案不完美，有很多漏洞，有很多问题，但它是一个方案，是唯一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方案。

天快黑了，罗马的夜来得很快，刚才还有阳光，一转眼就没了。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街道上，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车里有人说话，有人打电话，有人翻文件，有人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窗外。窗外的人们行色匆匆，不知道在赶什么，也许是回家，也许是去吃饭，也许是去见他。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罗西回到办公室，把门关上。他没有开灯，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桌上的电话一直没有响，文件也没有翻开。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也许是在等什么，也许是什么也不等。他只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把那些嘈杂的声音关在门外，把那些紧张的面孔关在门外，把那些看不见的影子关在门外。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明天，比赛。不是今天，是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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