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努力让气氛轻松起来,讲她办公室里新来的实习生有多蠢,讲她妈又给她安排了相亲对象,讲她最近在追的剧有多烂,我配合着笑,配合着回应。
吃到一半,我起身去洗手间。
“前面左转走到头就是。”服务员指了指走廊的方向。
我走过一排空着的卡座,推开走廊尽头写着“洗手间”的门,走进去,随手带上门。
门在身后合上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湘菜馆里锅铲碰铁锅的叮当声、食客们嗡嗡的交谈声、背景音乐里放着的流行歌曲——全部被一刀切断,像有人按下了静音键。
空气中消毒水的气味取代了辣椒和花椒的味道。
白炽灯的光取代了餐厅里暖黄色的顶灯,惨白惨白的,照得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颜色。
脚下的地板砖从米色防滑砖变成了灰白色的医院地胶,拼接处打着黑色的密封胶条。
我站在一间诊疗室里,十几平米的样子,没有窗户,只有头顶一排日光灯管。
墙壁是那种医疗机构特有的浅绿色,漆面很新,但绿得让人不舒服。
房间里有一张检查床,床上铺着一次性的蓝色无纺布床单,床头放着一台我说不出名字的仪器,屏幕上跳着一些波形和数字。
墙角有一个不锈钢的洗手池,水龙头没有关紧,每隔几秒就有一滴水滴落,打在金属池底,声音清脆而规律。
我低下头,赫然现手腕上挂着一副手铐,银白色的金属环扣在我的腕骨上,内侧衬着一圈黑色的软胶,手铐之间连着一条大约二十厘米长的链子。
手铐很沉,手腕一活动就能感觉到那种下坠的重量。
脚上也是,一副配套的脚镣扣在脚踝上,链条更短一些,走路的时候只能迈小碎步,铁链拖在地胶上出沉闷的哗啦声。
我抬起手,盯着那副手铐,金属的凉意贴着脉搏,一下一下地跳。
门开了,我感觉到一阵气流从身后涌过来,带着更多消毒水的气味和一股淡淡的药味,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戴着一副金属框的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没有什么表情的眼睛——所有见惯了人类极端状态的人都有这种眼睛,那是一种职业性的、把自己跟所见之物隔开一段安全距离的平静。
他手里拿着一个写字板,上面夹着一叠表格,表格上密密麻麻地印着我不认识的专业术语。
他身后跟着两个穿着制服的人,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躺下吧。”穿白大褂的人声音很平,没有命令的语气,也没有安抚的语气。
我的身体动了——这一次,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走到检查床边,自己坐上去,自己躺下来,头枕在那一层薄薄的无纺布上,手铐的链条搭在肚子上,凉意透过衣服传到皮肤上。
穿白大褂的人在我头顶的位置坐下了,我看不到他,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从上方传下来,被天花板反射,有点失真。
“你叫什么名字?”
我张了张嘴,舌头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但我还记得那个味道——铁锈和盐,以及在那个土房子的月光下,那个人叫出我名字时嘴角渗出的血的咸腥。
“岳梦。”这一次,声音是从我的喉咙里出来的,尾音有一点抖,但每个字都是清晰的。
穿白大褂的人沉默了片刻,我听到笔尖在纸上划过。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吗?”
我把目光从天花板上移开,侧过头看向那个穿白大褂的人,他正低头看着手里的写字板,笔悬在表格的某个空白处上方,等着我的回答。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说,声音越来越稳,“但我知道有人杀了人。我看到了。我可以作证。”
穿白大褂的人抬起头,镜片反光,我看不清他的眼睛,只看到两块明亮的白色光斑。
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又在纸上写了些什么。
我没有再说话,该说的已经说了。
穿白大褂的人写完了,他放下笔把写字板放在旁边的操作台上,然后站起来走到我的脚边,低头看了我一眼——这一次他的脸离我近了一些,我看到了他镜片上映着的一张陌生的男人脸。
他转身走向门口,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偏过头跟那两个穿制服的人说了些什么。
在诊疗室重新归于寂静的最后一秒,我听到了那个穿白大褂的人走出门外时最后的话,从密封不严的窗户缝里渗进来——声音很小,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初步诊断完成。”
然后是翻纸的声音,笔尖再次划过纸面。
在那张写满了我不认识的专业术语的表格最下方,在“初步诊断结论”那一栏里,穿着白大褂的人正用他那平稳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手,写下一行字:
嫌疑人:张浩争。
有人格分裂倾向。
分裂人格名为——岳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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