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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1章（第1页）

他骂我混帐，他爱上母亲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她的身世，但是她美丽聪慧，无可替代！我说母亲如果不是出身权贵，她怎么可能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他爱的本就是光环加身的母亲，如果阿瑛是他同僚的女儿，他一定不会这样挑三拣四！

父亲问我喜欢阿瑛什么，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离了我，阿瑛母女就没法活，她的废物前夫除了打骂她们，什么都不干，我是她们母女的救世主。父亲问我哪来的优越感，同情和救赎根本就不是平等的爱。

他虽然不看好我们，可还是在我定居台北的第二年，送给我们一套房子。他的罐头厂开起来了，家丽阿姨和梅珊阿姨带着奶奶搬到了花莲，她们一个管账，一个跑销路，事业做得如火如荼。后来父亲极力撮合梅珊阿姨和他的老部下杨秘书在一起，把经营权交给他俩，父亲则搞起了专利发明。

我和阿瑛生了两个男孩，父亲分别取名宥宁、宥平，还有阿瑛带来的女儿皎皎，这个名字是我取的，“皎皎明月夜”，父亲说寓意很好就是拗口。

那几年我工作非常忙，常常好几台手术连轴转，阿瑛就带着孩子们替我去花莲看望父亲和奶奶。阿瑛从小在山里长大，比父亲从农学院找来的专家还会侍弄果树，父亲因此对她青睐有加。就像他说的，他对阿瑛没有成见，他只是单纯不认同我对婚姻的态度。

1966年大伯父病危，父亲申请离台被拒，我只身一人赴美。去机场接我的是锦成大哥的女儿琼华，她晒出小麦肤色，头发烫着大波浪，在泛美航空做空姐，昂扬自信。她管我叫owen，我说她没规矩，应该叫我uncle。她说你才比我大几岁啊！不知道为什么，和她坐在敞篷车里，莫名地开心。

其实随着她一点点长大，家里人心里都明白了，可所有人依旧爱她，她非锦成姚瑶所生，却是他们存在过的唯一寄托。大学时琼华总来找我，她说自己没有学习天赋，不想读大学。我就苦口婆心地劝她，一有空就帮她补习，有天琼华忽然对我说，如果我不是她的uncle该多好啊！其实我也是那么想的，我们几乎从小一起长大，身边都没有爸爸妈妈。

大伯父晚年被肝腹水所苦，病危书下了十几次，苦熬了一年才走。这些年锦荣哥哥和家里完全断了联系，那时的中国被整个世界孤立。我们对他颇有怨言，却不知道他正默默做着多么伟大的事情！

虽然大伯父的葬礼是西式的，但我们还是按照中国的传统守灵，过了头七，我准备回台北，依旧是琼华送我，过海关的时候她忽然抱住了我，我们很想说些什么，却终究没有开口。

奶奶活到九十一岁，她的棺木停在花莲的果园里一直没有下葬，父亲说一定要带奶奶回大陆和爷爷团聚。

1972年，中美正式建交，父亲又向台当局提交了赴美探亲的申请，仍不被准许，岛内的政治环境一直紧张，年轻人一边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潮，一边又被禁止谈论政治和信仰。

有天家丽阿姨从花莲跑来找我，让我管管父亲，罐头厂他完全不理了，杨秘书和梅珊阿姨一手遮天，整天跟她在账目上耍滑头，经济效益也下来了。我问她父亲最近在忙什么，他不是在搞自动化的装罐机吗？

家丽阿姨叹口气，说父亲申请了美国的技术专利，可台当局还是不批准他去海外参会。然后他就开始不务正业了，整日沉迷于打桥牌，从乡里打到县里，现在又去参加全省大赛。

我陪家丽阿姨到赛场找到父亲，他正拿着纸笔复盘比赛，家丽阿姨问厂子做那么大，不准备要了吗？父亲从老花镜里抬眼看我，问我要不要继承他的果园，我说不要。他哈哈一笑，大手一挥，“那就都卖掉吧！”

参加完岛内大赛，就是国际大赛，父亲把邀请函递交上去，焦急等待，好像等待放榜的秀才。然而台当局还是不让他出岛。

“我的一生难道要困死在这座小岛上了吗？”

我把父亲和家丽阿姨接回台北家里，共享天伦之乐。那是我婚姻生活的第十年，事业蒸蒸日上。我还是说不出喜欢阿瑛什么，当初那种强烈的宿命感已经渐渐变淡了，相处变成一种习惯，阿瑛很普通，甚至没什么个性，但她是个好儿媳、好太太。

我却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明白我在寻觅什么，每朵花儿都与众不同，但又缺点什么。我是医生，可我却无法自医，我开始看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说我的缺憾感来自童年创伤，我说妹妹和母亲的去世我都已经没印象了。她说那种感受被潜意识放大了，我的寻寻觅觅见异思迁就像在找一块拼图。

我问拼上了是不是就好了？

她问什么是好了？是完美？是完整？还是算了？

我不知道。

家丽阿姨平静的晚年生活没过几年，就查出了乳癌，我对她说手术成活率还是不错的，要她不用担心。家丽阿姨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一天一夜，出来后决定不治了，她看着父亲说，请让她完完整整、干干净净地走。

父亲在院子里养了十几个品种的月季，一年四季鲜花盛放。家丽阿姨每天剪好多花，一股脑塞在玻璃花瓶里，她还是不懂插花，只为那一抹旺盛的生命力。

最后的日子，家丽阿姨住在我工作的医院，她离不了止痛泵。阿瑛天然地和她亲近，尽心尽力地照顾她。父亲每天都会打扮得利落帅气，带一束花园里的月季去看她，医院的护士们都感动于他们的浪漫，以为他们是一对白头偕老的爱侣，父亲并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