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是我长大后父亲第一次提母亲,就那么自然的,一句带过。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未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有多么不同。反倒是家丽阿姨陪伴父亲直到暮年,父亲却始终没有给过她任何承诺。
父亲经手无数武器装备,可他自己真的就干干净净,以至于他被囚禁的十年,完全没了经济来源。我们在美国本有些股票和现金,约翰在波音公司做机械修理师,收入不错,可我和阿虎都在藤校读书,每年学费就上万美元。
两个伯父据说为搭救父亲花了不少钱,但总不是长久之计,况远隔重洋,所以在父亲恢复待遇之前,一直靠家丽阿姨养着,家丽阿姨最后做到了兵工署财务处的副处长,算是极优秀的女性了,可她却为父亲,低到尘埃里。
家丽阿姨说她宁可父亲被多关几年,因为那些年他是独属于她的。父亲康复后,兵工署的老同事有天给他带来了母亲曾经编写的教案,父亲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后来台大老机械系用的就是署了父亲和母亲名字的教材,他说这是除了我以外,他和母亲的另一个结晶。
可家丽阿姨却说,那个教案最早是母亲和一个叫顾岩的共同编写的,他顶多算个继父,父亲为此生了好久的气。
1961年父亲被特赦,他五十四岁,虽然老了,却依旧是个风度翩翩的英俊男人,他写信说在台北寻了套房子,要我送奶奶过来养老。其实孝敬老人的琐碎只靠家丽阿姨一个人来做,她这一辈子,从丫头成长为职业女性,最后又为了父亲躬身成了丫头。
至于父亲,他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依旧是台北社交圈里最玩得转的虞家三少。那些偏安一隅的旧式纨绔,在台北复刻了百乐门和桃乐丝,讲着最浓的上海话,跳着最怀旧的澎恰恰。
那个暑假我也声色犬马,等玩到快十二点回家,家丽阿姨在客厅里抹泪,父亲还没影儿呢,她说他一定是去了无名居。
我找到无名居的时候,开门的那个女人让我感到莫名的亲切,她望着我的眼睛说:“你是耦元吧!你长得真像你父亲,除了这双眼睛。”
她是我的表姨妈,原先叫金蕊儿,现在大家都称她金老板,我问她你只卖茶吗?她说不光卖茶,还卖回忆。
我父亲要买的回忆是什么?因为她和母亲有四五分相像?表姨妈说父亲只来过一次,喝了一泡茶,听她唱了首《天涯歌女》,她说上一次给父亲唱曲,还是三十年前。
其实我们都误会了父亲,他游走于旧友之间是为了筹款,那时候退伍老兵和遗属的生活条件非常差,他的那点补助全贴出去了。
第二年暑假我去台北探亲,家里又多了一个阿姨,比家丽阿姨年轻漂亮,甘愿做小也要跟着父亲,她叫梅珊。
家丽阿姨又拉着我哭诉,说父亲参加空军办的义捐,碰见了梅珊,她是空军遗属,丈夫死了好多年。父亲上台募捐的时候,邀请了台下的梅珊,向众人介绍说她是重庆国立师范女院的校花,会唱歌剧,曾经做过他的话务员,于是父亲弹钢琴伴奏,梅珊唱起了《咏叹调》,一曲歌罢,梅珊眼眶红红地对父亲说,没想到,他还能记得她。
当然不止梅珊想要嫁给父亲,只不过她最执着,最能放下身段儿。我开始怀疑,父亲对母亲的专一是不是被他自己美化了,他明明万花丛中过,却片叶不想沾身。
此时,父亲把尴尬留给了台北家中的一屋子女人,自己领着一群生计困难的老部下跑到花莲种水果。我跑到花莲找他的时候,他正在研究怎么改进喷洒机。他把我领到一个小土坡上,说这一片种凤梨,那一片种芒果,然后他要开个罐头厂,这样就可以解决几百口人的生计!
在我心中父亲是个威严的军官,是位儒雅的学者,兵工署想要返聘他,大学请他去教书,可他却跑来当了一个农民!父亲说我们虞家祖上就是种茶的,他是返璞归真!我在他农场住了三天就遇上了台风,一夜间凤梨全被吹掉了头,芒果树也折了一多半,我一个医学生,被迫在果园里抢救果树,我说靠天吃饭哪那么容易啊!父亲和他的老部下却看不出有多沮丧,他们都参加过抗日战争,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我走的时候,父亲给我布置了任务,让我考察美国的种植园如何运营,还给我列了长长的书单,让我下个假期带回来。
我说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了,我要去医院正式上班了。
父亲有些感伤地问我下次什么时候来看他,那一瞬我们的情感倒置了,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趴在阳台上等他回家,现在换他等我了。
当然后来我决定留在台北并不完全因为孝顺,我闪婚了,为这件事父亲第一次对我提出质疑,他问我到底懂不懂什么是爱。
就是最后那个暑假,我从花莲返回台北准备坐飞机回美国,在长途汽车站,我碰到一个抱着小孩光脚在路上边哭边跑的女人,她说闽南话,我完全听不懂,可是我看到她怀里的孩子已经窒息了,来不及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用街边路人的折叠刀切开了小女孩的气管,小女孩脸上很快有了血色,那一刻我朦胧记忆里的季夏复活了。
我把阿瑛母女带到父亲面前时,反倒是他显得有些不自在,他很客气,也很亲切,但我看出来了他非常不满意。
他说他不是保守的人,他对阿瑛没有任何偏见,但是她太普通了,聪明和漂亮总要占一头吧?
我顶嘴,说他就是心有成见,还是阶级门阀那一套,母亲是王府格格,家丽阿姨是平民,所以他就如此差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