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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章 给孩子们讲故事（第1页）

功德碑立起来的第三天，黄土坡下了场透雨。雨丝细密，打在老槐树的新叶上，溅起细碎的水花，像年沈廷洲给她擦脸的那块粗布，软乎乎地落在心上。雨停时，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刚好铺在碑前的青石板上，像给石碑盖了块绿毯子。

沈承业一早就跑出去喊人了，没过多久，老槐树下就聚满了孩子。有黄土坡本村的，扎着羊角辫，手里攥着刚摘的野菊花；有邻村来上学的，背着崭新的书包，书包上印着“红玉希望小学”的字样；还有几个是小玥从汶川带过来的，穿着绣着羌绣的外套，眼睛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孩子们围着石桌坐成一圈，石桌上摆着沈承业端来的杂粮饼干和酸梅汤——都是“红玉食品”的新产品，却特意做成了当年粗粮的模样。

聂红玉坐在石桌正中的竹椅上，还是那身藏青色斜襟褂子，银簪被阳光照得泛着柔光。她手里捧着个粗瓷碗，不是当年熬粥的那只，是沈承业照着旧碗的样子仿做的，碗沿故意留了个小豁口，透着股亲切感。“奶奶，您快讲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晃着腿，把野菊花插在石桌的粗瓷笔筒里，“承业哥说，您当年用野菜煮的粥，比巧克力还香！”

孩子们“哄”地笑起来，聂红玉也笑了，指腹摩挲着碗沿，目光落在老槐树的树干上——那里还留着一道浅浅的刻痕，是年她刚穿过来时，沈廷洲为了给她标记回家的路刻的，现在刻痕周围已经长出了厚厚的树皮，像把往事都藏在了里面。“野菜粥哪有巧克力香啊，”她慢悠悠地开口，声音被阳光晒得暖融融的，“当年的粥稀得能照见人影，可咱们的心，比灶膛里的火还烫。”

“那是年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聂红玉的目光飘远了，像是穿透了五十年的时光，看到了当年那孔破旧的窑洞，“我刚到黄土坡的时候，原主刚跳河被救上来，躺在冰冷的土炕上，身边只有个三岁的孩子，就是你们的小石头爷爷。窑洞里没有火，窗户纸破了个大洞，寒风呼呼地往里灌，地上连块像样的褥子都没有。”

“奶奶，原主是谁呀？”汶川来的小男孩皱着眉，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认真地记着，“是和您长得一样的人吗？”

“是呀，”聂红玉摸了摸他的头，“她和我一样，也是个苦命人。那时候她是地主成分，在村里受了不少委屈，婆家也不待见她，一时想不开就跳了河。”她顿了顿，声音轻了些，“我醒来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小石头拉着我的衣角，小声说‘娘，我饿’，他的手冻得通红，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土——那是他自己去坡上挖野菜，挖了整整一天，却不知道怎么煮。”

孩子们都安静下来，连最调皮的小男孩都停下了晃腿的动作，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聂红玉。石桌上的野菊花被风吹得轻轻摇晃，香气混着老槐树的清香，飘在空气里。“我那时候也没吃过野菜，”聂红玉笑了笑，想起当年的窘迫，“我前世是城里酒店的经理，天天和山珍海味打交道，哪知道野菜怎么吃？可看着小石头饿哭的样子，我心里急啊，咬咬牙，揣着家里仅有的半瓢玉米面，就拉着他去坡上挖苦苣菜。”

“苦苣菜的叶子上有刺，又苦又涩，”她伸出手，给孩子们看指节上的老茧，“当年我没戴手套，挖了一会儿，手就被刺扎得全是小口子，渗着血珠，冻得又疼又麻。可我不敢停，想着多挖一棵，就能给小石头多添一口吃的。”她看向沈承业，“你爷爷那时候太小，不懂事，拉着我的裤腿说‘娘，野菜不好吃，我要吃馒头’，我听了心里酸溜溜的，却只能蹲下来告诉他，等娘学会了做，就给你做比馒头还香的粥。”

“奶奶，您是不是用酒店的本事做粥呀？”沈承业举着手，他听奶奶讲过无数次这段往事，却每次都像第一次听一样认真，“您教我的‘食材处理法’，是不是那时候学会的？”

“可不是嘛。”聂红玉点点头，眼里闪过一丝骄傲，“酒店的师傅教过我，再不好的食材，只要处理得法，也能变得好吃。苦苣菜苦，我就带着小石头把菜洗三遍，再用温水泡上半个时辰，把苦味都泡出去；玉米面少，我就把野菜切碎了，和玉米面混在一起，小火慢熬，熬得黏黏糊糊的，这样看起来就多了些。”她拿起仿做的粗瓷碗，比划着，“那时候没有这么好的碗，用的是个豁了口的土碗，粥盛在里面，能清楚地看见碗底的花纹。小石头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嘴角沾着玉米面，像只小花猫。”

“那沈廷洲爷爷呢？他不在家吗？”汤书记的重孙子推了推眼镜，他爷爷总给他讲沈廷洲的故事，说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提到沈廷洲，聂红玉的眼神软了下来，像晒化了的蜜糖。“那时候你沈廷洲爷爷刚从部队探亲回来，在公社里帮着干活，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半夜才回来。”她想起那个雪夜，沈廷洲推开窑门的样子，身上落满了雪，眉毛和胡子都结了冰，却怀里抱着一只冻得硬邦邦的野兔，“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雪，我和小石头已经睡了，窑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你爷爷走进来，身上的雪化了，把衣服都打湿了。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一看，是半袋小米——那是他省了半个月的口粮，还有一只野兔，是他在山里跑了一整天打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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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野兔放在灶台上，搓着冻僵的手说‘红玉，今天有肉吃了’，然后就蹲在火塘边，给我们生火熬粥。”聂红玉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看着他冻得紫的耳朵，心里又疼又暖。那锅粥，放了小米和野兔肉，还有我白天挖的苦苣菜，熬得黏糊糊的，香气飘满了整个窑洞。小石头吃得满脸都是，你爷爷就坐在旁边看着我们，自己却只喝了小半碗，说他在公社吃过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没吃，饿了一整天，就为了把吃的都留给我们。”

一个汶川来的小女孩悄悄抹了抹眼睛，她妈妈告诉过她，地震的时候，是聂奶奶派人来救她的，还给她建了新学校。“聂奶奶，”她小声问，“那时候没有人帮你们吗？”

“有啊，”聂红玉笑了，指着老槐树旁边的一栋青砖房，“那是你张爷爷家的老房子，当年你张爷爷的娘，就是你们的张奶奶，知道我刚到黄土坡，家里没吃的，每天都会偷偷给我送半块红薯，或者一把干柴。”她想起那个矮胖的农村妇人，总是裹着个旧头巾，把红薯塞给她就匆匆走，怕被别人看见说她“接济地主婆”，“还有村里的王大爷，他是生产队的饲养员，知道我冬天没有煤烧，就趁夜给我送了一捆玉米秸秆，说‘丫头，别冻着孩子’。”

“可是承业哥说，当年有坏人欺负您！”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攥紧了拳头，脸上露出愤愤不平的表情，“就是那个叫钟守刚的，他还砸了您的酱菜缸！”

提到钟守刚，聂红玉的神色没有变，依旧是温和的。“那时候确实有人不待见我，”她淡淡地说，“钟守刚是生产队的副队长，看我成分不好，又敢在炊事房搞改革，就处处刁难我，扣我的工分，还在背后散播谣言，说我‘搞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有一次，他趁我不在家，把我腌的一缸酱菜都砸了，酱水流了一地，心疼得我直掉眼泪。”

“那您怎么办呀？”孩子们都急了，围着聂红玉追问。

“是乡亲们帮我呀。”聂红玉的目光扫过在场的孩子们，“那天我回家看到酱菜缸碎了，坐在窑门口哭，村里的老社员们都来了。张爷爷搬来自己家的酱缸，王大爷拿来自己家的盐，就连平时和我不太说话的李婶，都端来了一碗刚腌好的萝卜干。你沈廷洲爷爷更是气得红了眼，拿着铁锹就要去找钟守刚理论，是我拉住了他。”她笑了笑，“我说，咱们不跟他置气，他砸了咱们的缸，咱们就再腌，只要人心齐，就没有熬不过的坎。”

“后来，汤书记也来帮您了对吗？”汤书记的重孙子挺了挺胸，一脸骄傲，“我爷爷说，他把钟守刚批评了一顿，还在公社大会上表扬您，说您是‘会过日子的好同志’！”

“没错，”聂红玉点点头，“你爷爷是个好书记，不教条，只看实事。他知道我优化炊事房的流程，让社员们都能多吃半口粮，就顶着压力支持我；他知道钟守刚是故意刁难，就当众批评他，还把生产队的酱菜坊交给我管。”她想起汤书记当年拍着桌子说的话：“成分是死的，人是活的，能让老百姓吃饱饭的，就是好同志！”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

“那陈教授呢？”沈承业追问，他最喜欢听陈教授的故事，“您说陈教授教您做酱菜的秘方，是不是特别厉害？”

“陈教授是北京饭店的总厨，那手艺可不是吹的。”聂红玉的眼里满是敬佩，“那时候他因为‘资产阶级作风’被批斗，藏在生产队的牛棚里，身体差得很。我每天给他送野菜粥，他就偷偷教我粗粮细作的法子，还把他珍藏的《中国烹饪大全》借给我看。”她想起那个雪夜，陈教授把书塞给她，千叮咛万嘱咐：“红玉，这书里不只是菜谱，还有‘实在’二字，做食品就是做良心，不能掺半点假。”

“有一次，红卫兵来查书，陈教授把书藏在我的酱菜缸里，”聂红玉笑了起来，“那些人翻遍了牛棚都没找到，骂骂咧咧地走了。我抱着书，蹲在酱菜缸旁边哭，陈教授拍着我的肩膀说‘丫头，别害怕，只要手艺在，咱们走到哪儿都有饭吃’。”她看向石桌上的杂粮饼干，“现在咱们‘红玉食品’的秘方，很多都是从那本书里来的，只是我又加了些咱们黄土坡的特色，让味道更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