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我才感觉到一阵剧烈的虚脱感从脚底升起,混合着愤怒、悲伤和一种孤注一掷的疲惫。刚才在婚礼上的强势和冷静,仿佛耗光了我所有的能量。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走到消防通道的楼梯间,接起。
“喂,是沈清女士吗?”一个干练的女声传来,“我是《都市法制晚报》的记者,我们收到了关于今天下午君悦酒店婚礼现场的爆料,想向您核实一下具体情况……”
“抱歉,事件已进入法律程序,目前我不便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一切以司法机关的通报为准。”我公式化地回复,准备挂断。
“沈女士,请稍等!”记者急忙说,“我们了解到一些其他情况。有知情人透露,林婉儿小姐声称自己并不完全知情,是受沈国栋先生欺骗,并且她现在已经怀孕,情绪非常不稳定。另外,沈国栋先生方面似乎正在紧急联系律师,试图从‘感情破裂已久、婚姻名存实亡’以及‘已尽到对患病配偶扶养义务’等角度进行辩护。您对此有何回应?”
我的心猛地一沉。
动作真快。已经开始舆论造势和准备法律反击了?把自己伪装成被骗的“第三者”,把我爸的背叛美化成“感情破裂的无奈”,甚至可能倒打一耙,指责我们母女“不顾他追求幸福的权利”?
还有“已尽扶养义务”?他尽到了什么义务?是支付了昂贵的医疗费(用的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来医院探望的次数屈指可数?
愤怒重新点燃了力量。
“记者同志,”我的声音冷了下来,“法律对于‘重婚罪’的认定,核心在于是否有配偶而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今天有上百名宾客可以作证,婚礼就是最直接的证据。至于是否‘知情’,是否‘感情破裂’,并不影响重婚事实的成立,只可能在量刑时酌情考虑。关于财产和扶养问题,我们已保存所有证据,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的裁决。我唯一的回应是:我和我的母亲,将坚决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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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给对方追问的机会,挂断了电话。
楼梯间昏暗寂静。我知道,这只是第一波风浪。我父亲经营多年,人脉和资源不容小觑。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电话、更多的试探、更多的压力和更卑劣的手段。
我打开手机,看着屏保上那张很多年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公园里的合照。那时候我妈还很健康,笑容温暖;我爸搂着她的肩膀,看起来是个可靠的丈夫;我站在中间,手里举着风车,无忧无虑。
照片边缘已经有些模糊了。
我闭上眼,再睁开时,里面只剩下冰冷的决绝。
我翻出通讯录,找到了另一个号码,拨通。铃声只响了两下就被接起。
“喂,阿雅。”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同样疲惫但充满关切的声音,是我的闺蜜,也是我在这个城市最信任的人,唐雅,一名非诉律师。
“唐唐,”我说,声音里透出连自己都没察觉的依赖和沙哑,“我可能需要你帮我介绍一个最好的、打婚姻家庭和刑事交叉案件厉害的律师。还有,关于公司股权审计和财产追踪的专家。”
唐雅在那边沉默了两秒,随即干脆利落地说:“地址我,我马上过来。另外,清清,从现在开始,你和你妈所有的通话,最好都留个心眼,必要时录音。你爸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我知道。”我扯了扯嘴角,却感觉不到一丝笑意,“我已经,在战场中央了。”
挂掉唐雅的电话,我又点开了手机里一个隐藏的加密相册。里面是过去几个月,我陆陆续续拍下的一些照片:我爸车里的女性香水瓶、购物小票;他手机偶尔放在家里时,我快拍下的可疑聊天记录片段(虽然不完整);林婉儿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定位在我家别墅附近高档小区的照片,以及那些含糊其辞却充满暗示的文案……
以前拍下这些,是出于一种隐隐的不安和直觉,像在收集碎片,却不知道要拼出怎样一幅狰狞的图画。现在,它们都成了有用的线索。
我还需要更多。更直接、更有力的证据。
我想起了我妈刚才提到的“签过的文件”。家里的书房,我爸的书房……那里会不会有什么?
一个计划在我心中成型。危险,但或许值得一试。
就在这时,病房里传来我妈虚弱的呼唤声:“清清……”
我立刻收起所有外露的情绪,调整了一下表情,快步走回病房。
“妈,我在这儿。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我妈摇摇头,只是看着我,眼神复杂,有痛,有茫然,还有一丝微弱的光。“清清,”她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妈想明白了。妈不能……不能再这么糊涂下去了。妈帮不上你别的,但妈知道的,都告诉你。你要做什么,妈都支持你。咱们娘俩……不能让人欺负死。”
我鼻尖猛地一酸,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我握住她的手,用力点头。
这一刻,我知道,我不再是孤身一人面对这场战争。
虽然战友伤痕累累,但我们有了共同的阵地。
然而,就在我和母亲刚刚达成共识,病房里弥漫着一种悲壮而坚定的气氛时,我的手机再次震动。这次是我爸打来的。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曾经最熟悉、此刻却无比刺眼的“爸爸”二字,没有立刻接起。
铃声固执地响着,一遍又一遍,打破了病房里短暂的宁静,也像是在预示着,更猛烈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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