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客栈的‘栈’,”陈济堂直起身,把银针翻了个面,“针尖朝里,刻痕在外——这是有人故意让人看见。”
裴观言没接话。
他把皮箱翻过来,箱底内衬的蓝布被刀划开一道口子,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刀口利落,布边往里卷着,露出夹层里发黄的硬纸板。
他用手指在夹层里摸了一遍,又摸一遍,最后把手抽出来,指腹上沾着几粒细碎的稻草屑。
“没了,”他说,“我赶到货场的时候,箱子就扔在角落铁皮柜后面,锁扣是撬开的,但里面除了稻草和这枚针,什么都没剩下。
有人先一步取走了所有东西,只留了这枚针。”
金毓秀从药柜那边走过来,手里托着一张桑皮纸,是裴景桓批注那一张。
她把纸铺在诊台上,四角用镇纸压住,又拿镊子夹起银针,针尾朝下,对准批注末尾“一郎”二字的收笔处。
云纹弧线从“郎”字最后一笔的钩锋处起,顺着笔画往上走,到“一”字收笔的顿点处收——弧度、粗细、转折,与墨迹走势完全重合。
她换了几个角度比对,最后把镊子放下,说:“针尾云纹是照着裴景桓写‘一郎’时的笔势刻的,刻针的人见过裴景桓的字,或者,这枚针本来就是裴景桓亲手做的。”
陈济堂把银针拿回来,握在掌心。
针身被体温焐了片刻,金属的凉意褪了一层。
他想起脉枕夹层里那张桑皮纸上的话——“尸身十指尽黑,唯右手握一银针不松”——裴景桓收殓佐藤一郎时,从死人手里取下这枚针,放入棺中。
可如今针在保定货场的皮箱里,皮箱是裴观言从天津老龙头取回来的,天津的货场和保定的客栈,中间隔了三百里地,隔了十几年,隔了不止一道手。
有人近期动过裴景桓的墓。
迟照野从西厢过来时,裤脚上沾着院墙根的湿泥,手里没拿窝头,两只手插在袖筒里,肩膀缩着。
他进门先没说话,走到诊台前,低头看了一眼银针,又看了一眼裴观言脚边的皮箱,才开口:“巷口东边电线杆底下,有个穿灰褂子的生面孔,站了快一个钟头,手里拿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报纸边角都卷了。
西口卖烟的老赵说,那五昨夜在宪兵队门口晃到后半夜,卫兵换了两次岗他都没走,天亮前才往南边去了。”
陈济堂把银针收入脉枕夹层,手指按了按布面,确认针身完全藏进去,才把脉枕放回诊台角落。
他拉开药箱,把宪兵队通行证从账册里抽出来,又摸出那本真本手札,翻到最后一页。
裴景桓批注下面那行针尖小字还在——“佐藤一郎,原名佐藤次郎,昭和三年顶替其兄入太医院。”
墨色比批注更淡,像是写完之后又觉得不妥,想擦没擦干净,笔画边缘有被指尖蹭过的模糊痕迹。
“天亮我先去见佐藤枝子,”陈济堂把通行证和手札并排放进药箱,合上箱盖,铜扣按下去时咔嗒响了一声,“用这枚针换她手里的东西。”
裴观言从皮箱旁直起身,挡在药箱前面。
他比陈济堂矮半个头,但肩宽,往那儿一站,诊台和药柜之间的过道就被堵了大半。
“我在天津见过枝子,”他说,声音不高,每个字都咬得清楚,“去年秋天,延安来的交通员在法租界被堵,枝子把人藏在她住处的地板下面。
她右肩胛下有一块烫伤疤痕,拳头大,皮肉皱成菊瓣。
她亲口跟我说,那是延安整风时她自己烙的——用烧红的铁片,当着审查组的面,烙完了才说,她要证明她跟父亲佐藤次郎决裂,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特务。”
陈济堂的手停在药箱铜扣上。
诊台上煤油灯芯烧出一截黑头,火苗跳了一下,短的那瓣往窗缝方向缩回去。
他沉默了片刻,把通行证从药箱里重新拿出来,和银针并排放在脉枕上面。
通行证薄纸在灯下透出背面佐藤一郎私章的断线痕迹,银针躺在旁边,针尾云纹朝上,细刻痕在灯影里几乎看不见。
他看了这两样东西一会儿,把药箱盖重新打开,将通行证和银针一起放进去,夹在脉枕和手札之间。
“那就让她自己选。”
他说。
裴观言侧身让开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