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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0章 家庭会议（第2页）

端木慧颖一脸呆滞地坐在床上，两只手还撑在床沿上，手指尖按着床单的边角。她的脑子像是被人从后面轻轻敲了一下，转得比平时慢了两拍。她张了张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尾音有点发虚：“不……不知道啊……他说明天上午在他店里碰面，然后开他车带我去……”

陈秀莲闻言皱起眉头，那一下皱眉的力度比刚才任何一次都深，眉心的竖纹像是被人用手指按了一下。她往前走了一步，在端木慧颖面前站定，两只手在身前交叉，语气里带着一种“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省心”的操心：“这丫头……这种事儿怎么能不问清楚呢？他家里什么情况你也不知道？他爷爷是做什么的？家里几口人？有没有什么规矩？你去了是坐哪儿？跟谁说话？这些你都不问，明天到了人家门口你怎么办？总不能站在门口发呆吧。”

端木慧颖的脑子处于宕机状态。她顺着陈秀莲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想过去，发现自己一个都答不上来。她只知道李振邦是理发店的老板，青丝缘门口贴着“家传武学，谢绝拜师”，他家的功夫叫铁衣童子功，别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她把这些在脑子里转了一遍之后，开口的时候声音更小了：“好像……好像挺有钱的……我听他朋友说过……”

黄少玉倒吸一口凉气，那口气吸得很长，吸完之后她用手背掩了一下嘴角，像是要把那口气压回去。她往前走了一步，站到陈秀莲旁边，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嘶……那就有点儿难办了……有钱人家讲究多，咱们不知道人家什么规矩，万一带错了东西，或者哪句话说得不对，那可就不是失礼的问题了。”

林美珍大手一挥，那一下挥得很豪迈，手掌在空气中划过一道弧线，像是要把黄少玉那点担心直接拍散。她往前迈了半步，两只手叉在腰上，下巴微微抬着，语气里带着一种她已经把主意想好了的笃定：“我让阿强晚上把公爹藏的酒偷出来一坛！老酒来的！肯定够档次了！我听公爹说过，那坛酒是他刚来香港那年买的，一直没舍得喝，搁在床底下那个旧柜子里，用油纸包着，外面还裹了一层棉布，藏了快二十年了。”

黄少玉又吸一口凉气，这次吸得比刚才还长，她转过头看着林美珍，眼睛微微睁大了一圈：“二哥会被爹打死的吧？”

林美珍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她把两只手从腰上放下来，在身前拍了拍，拍掉手上不存在的灰：“怎么说都是亲生的，说打死还能真打死啊？再说了，阿强挨打又不是头一回了，他皮实着呢。上次他偷爹的烟抽被发现了，爹抄起扫帚追了他两条巷子，最后不也就是骂了两句就完事了。这次是给小妹办正事，公爹知道了顶多骂两句，不会真下狠手的。”

端木慧颖看着三个嫂子当着自己的面叽叽喳喳地商量，直看得自己头皮发麻。她的目光从陈秀莲脸上移到林美珍脸上，又从林美珍脸上移到黄少玉脸上，最后落在三个人中间那片空气中。

她想解释一下，想说她只是去问功夫的事，不是去谈对象，更不是去见家长，但她的嘴张了两次，每次都被嫂子们的话头截断了，像是她刚把嘴张开，对面就有一句话飞过来堵住了那个缺口。

她最后放弃了，把头埋进膝盖里，两只手抱住小腿，整个人缩成一个团，听着三个嫂子在她头顶上方继续热火朝天地商量该带什么酒、该穿什么衣服、该说什么话。

与此同时，在蓝田公屋，阿荣一家人正在盯着桌子上的一万五千港币出神。

蓝田公屋的那间单位不大，一间半的格局，一家八口人挤在里面，床和床之间只隔着一道布帘。

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帘子拉上，白天把帘子收起来，靠墙摆一张折叠桌，吃饭的时候展开，吃完饭收起来靠墙放着。桌上的碗筷刚收走，桌面还带着一抹没擦干的油渍，在灯泡昏黄的光线下泛着一层暗沉的亮。

那张折叠桌正中间搁着一沓港币，钞票用橡皮筋扎着，边角有些卷，是从阿荣口袋里掏出来之后就没有再动过的那一沓。

一万五，其中一万是李振邦给的，另外五千是阿荣在青丝缘三个月的工钱，他临走的时候芳姐把最后一个月的工钱也结给了他，说“拿着吧，回去好好上学”。

阿荣的父亲刘礼坐在桌子正面那把折叠椅上，两只手搁在桌沿上，手指夹着一根没点的烟，烟卷在他指间已经被捏得变了形，滤嘴处凹下去一小块。

他的目光落在那沓钞票上，落得很慢，像是要把每一张都看一遍，又像是根本没有在看。他今年四十多岁，但面相显老，额头上已经刻出了三道深深的横纹，颧骨上的皮肤被常年在机场跑道边上风吹日晒磨得粗糙发红，下巴上有一层青黑色的胡茬，几天没刮了。

他坐在那里的时候肩膀微微往前塌着，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从上面压着，但他搁在桌面上的两只手很宽大，指节粗壮，虎口处有常年握消防水龙带磨出的厚茧，那是他在启德机场做了将近十年消防员留下的。

“阿荣……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是在理发店打工？”刘礼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说话的时候没有抬头，目光还落在那沓钞票上，尾音微微往下掉，像是他自己也不太确定自己问这个问题的底气在哪里。

阿荣站在桌子对面，靠着那张上下铺的铁架床。那张床是他跟弟弟两个人睡的，下铺是他，上铺是弟弟，床头的铁架上缠着几圈旧布条，是以前防止铁架磕伤人的，布条已经磨得发黑发亮了。

他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无意识地在裤缝上蹭了两下，然后他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你怎么又问这个”的无奈，但底下还有一层他尽量压平了的耐心：“真的啊……不信你可以去问振哥的吗……那一万块是他借给我的，说让家里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至少让我们姐弟把中学上完啊……”

刘礼沉默了很久。他把那根已经被捏扁的烟叼在嘴上，从口袋里摸出火柴，划了两下才划着，火苗在指尖跳了一下，他凑过去点着，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散成一小团灰白，很快被头顶那台老旧吊扇的风搅散了。他抽了一口又一口，抽到第三口的时候把烟从嘴角拿下来，在桌角那个旧铁皮烟灰缸边沿磕了磕，烟灰落在缸底碎成细末。

阿荣的母亲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手指绞着围裙的边角，那块围裙是她在家里做饭时系的，上面沾着几滴洗不掉的酱油印和油花。

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一个弟弟站在母亲身后，靠着那张上下铺铁架床的床柱和后面那面墙。最小的弟弟才九岁，念小学四年级，趴在母亲肩头，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桌上那沓钞票，不知道在想什么。

跟端木家从苦到甜不太一样，老刘家是阔过的。

阿荣的爷爷在新界大浦农村有田地、有猪场，两百多头猪、鸽子、孔雀，还有田租收入，在当地属于乡村富户，小地主。跟邓景垣家有些类似，不过没邓家那么大。所以阿荣在五岁的时候还是跟邓景垣差不多的富家子，在村子里的晒谷场上追着鸡跑，跟着爷爷去猪场里看刚出生的小猪崽，过年的时候跟着家里人去大埔墟上买年货，口袋里装着爷爷给的糖和零花钱。

转折点在他六岁那年。刘礼为了让子女进城读书，执意要带全家离开乡村，搬到九龙去。爷爷听完之后大发雷霆，他觉得乡下有田有地有猪场，日子过得安安稳稳，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非要进城去挤什么木屋？

但刘礼犟，他觉得自己小时候在乡下没书读，虽然不算差，但他不想让子女跟自己一样，守着土地一辈子。

父子两个在堂屋里吵了一架，吵得很凶，爷爷拍着桌子说“你要走就走，一分钱都不许带走”，刘礼也拍了桌子说“走就走”。最后分家的时候，爷爷一分钱都没给他们家，连刘礼小时候在猪场帮忙干活攒下来的那份都没给。刘礼带着老婆和孩子，揣着仅有的积蓄，搬去了钻石山木屋寮屋区。

全家搬到钻石山之后，日子直接跌到了底层。钻石山那片地方全是木屋，一间挨一间，铁皮顶棚搭在木板上，台风天的时候整个屋顶都在晃，雨水从木板缝隙里渗进来，滴在床上和灶台上，拿盆接都接不过来。

刘礼在启德机场做消防员的工资一个月只有几百块，交了房租之后剩下的钱不够六口人吃饭。阿荣的母亲在木屋区门口摆过小吃档，卖些云吞面和糖水，锅灶就搭在门口那半截水泥地上，下雨的时候撑一把旧伞，伞面破了几个洞，雨水顺着洞口滴进锅里，她只能把伞拿下来，自己站在雨里继续煮。

那间铺子挤着一家六口人，白天卖货，晚上把桌子收起来铺上被褥睡觉，阿荣凌晨四点就要起来挑水，水要去街口那根公用龙头那里接，挑回来倒进水缸里，一缸水要供全家喝和用。刷碗的活儿也是他的，几百只碗堆在木盆里，他在盆边蹲着刷，刷到手指发白、膝盖发麻，刷完碗还要帮母亲把第二天的面团揉出来。

但老天似乎觉得这还不够。

阿荣十一岁的时候，木屋大火，整片木屋区在半夜烧起来，火光冲天，把半边天都映红了。他们家所有的家当全烧光了，被褥、衣服、锅碗瓢盆、几个孩子攒下来的课本和作业本，全没了。

那天夜里他们穿着睡觉的衣服站在火场外面，看着自家那间木屋被火舌吞掉，母亲抱着最小的弟弟蹲在地上哭，父亲站在旁边一句话没说，肩膀绷得紧紧的。

后来政府把他们安置到了蓝田公屋，一间半的单位，比木屋好一些，至少有水泥墙和铁架床，但日子一样紧巴巴的。阿荣进了可立中学，从那时候起就开始课余打工，在餐厅端过盘子，在街边卖过报纸，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

刘礼只是犟，不是傻。他跟父亲犟了这么多年，每次过年的时候老家那边有亲戚来香港，他从来不跟着回去，也不让孩子们回去，硬着脖子说“我自己能扛”。

扛到最后，大女儿辍了学，在制衣厂车衣服，手指尖全是针扎的口子；二女儿成绩好但每次交学费都要跟学校申请延期；老三的校服穿到短了半截还在穿；老四的课本是借上一届学生用过的，书页边角全是别人的名字。

你说他不后悔那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也会想，如果当初听父亲的留在村子里，是不是至少孩子们不用跟着他吃这个苦。但他放不下面子，他怕回去之后父亲说那句“我早跟你说过”，他怕自己扛了这么多年最后扛成了一个笑话。

但现在有路可走，又不用回去向父亲低头。李振邦给的那笔钱，加上阿荣在青丝缘攒下来的工钱，凑在一起足够在蓝田公屋楼下开一间小士多，进些米面粮油、汽水零食、日杂用品，卖给附近几栋公屋的街坊。

公屋楼下那个孩子他妈理发的铺面不大，但位置好，人流量不少，做熟了之后不说赚大钱，至少能稳住一家人的基本开销。以前是没钱进货，现在有机会不用再看天吃饭，不用被地痞收保护费，铺面是自己的地盘，刮风下雨都有个遮头的地方。

刘礼把那根烟抽到只剩滤嘴，在烟灰缸里按灭了。他又摸出一根点上，抽到一半的时候他把烟从嘴角拿下来，手指在烟卷上捏了一下，然后把烟搁在烟灰缸边沿，抬起头来。他的目光从阿荣脸上扫过，又扫过站在床沿后面的几个孩子，扫过妻子那张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的脸，最后落回桌上那沓钞票上。他开口的时候声音有些沙哑，像是有一层东西堵在嗓子眼里，他咳了一下清了一下喉咙才把那句话放出来：“我明天去机场辞职，然后去美记看看……阿荣跟我一起……”

阿荣闻言笑着点了点头，那一下点头的幅度不大，但很用力，下巴往下沉了一截才收回来。他的嘴角往上翘着，翘出一个他自己都没打算收住的笑，眼睛弯弯的，像是有人在他脸上点了一盏灯。“好！”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顶出来的。

刘礼没有再说什么。他把烟从烟灰缸边沿拿起来，又抽了一口，然后把烟按灭，站起来，走到桌子对面那张上下铺的铁架床前面，伸手在上铺的床板上拍了拍。上铺的小儿子已经睡着了，脸朝里，被子裹成一条卷，露出后脑勺上一撮翘起来的头发。他拍了拍儿子的后背，手掌落在被子上轻轻的，然后他转过头，看着阿荣，声音比刚才稳了一些：“明天早上早点起来，跟我去机场办手续。”

阿荣又点了一下头，这次幅度小了些，但嘴角那道弧还在。他走到桌子旁边，把那沓钞票重新扎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用手掌在外面按了两下。然后他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夜风从外面灌进来，带着蓝田一带那种混合了海水和水泥地的潮湿气味。楼下有人还在巷子里走动，拖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墙角的排水管里水在滴，一滴一滴地砸在底下的旧盆里，发出闷闷的、均匀的声响。

刘礼在铁架床边坐下来，伸手把床头那盏小台灯拧灭了。屋里只剩下窗外路灯透进来的一点橘黄色的光，落在那张折叠桌上，落在桌面那圈还没擦干的水渍上，水渍在灯光里泛着细碎的反光，像一小块被打碎的镜子散在桌面上。上铺的小儿子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