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底,一味居打烊早。帮工们前脚出门,杏娘后脚就把账本抱到了柜台后头。
笔尖蘸了墨,一笔一笔往下记:常乐坊老铺进项五千五百文,延福坊新铺八千六百文,酱坊分回来四千二百文。
三笔加在一处,一万八千三百文。
上个月七千多,上上个月六千多。这个月,是先前最好那个月的将近两倍。
她把笔搁下,合上账本,靠进椅背。暮色从窗缝里漏进来,落在账本封皮上,昏黄一层。
一万八千三百文。刚到长安那年,全部家当是几十文,在西市口闻着别人家的肉汤,数了三遍钱,终究没敢坐下。
那时候一碗汤饼五文,站在人家摊子边上,闻饱了就算吃过。
抽屉里躺着三本旧账。头一本记常乐坊的小铺,一天卖不出二十碗;第二本是延福坊开张头一个月的;第三本墨迹最新,是酱坊的。
头一本账的第一页,记的是七碗馄饨,收了三十五文。那天隔壁孟叔过来道喜,临走顺手把门口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
三本账摞在一起,就是这两年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路。
翻开新账最后一页,写下一行:一味居,第一月结,入一万八千三百文。
笔顿了顿,又添一行小字:味成名立,尚需守成。
写完起身,走到灶房。锅里的汤凉透了,羊肉混着胡椒的香气还挂在屋里。
这口铜锅是攒了两个月的钱置办的,厚实,导热匀;锅沿摸上去只剩一丝余温,锅底到现在没生一点锈。
馄饨馅调咸过,面没揉够劲煮成一坨,酱的比例错了倒掉三缸。哪一回不是咬着牙从头再来。
如今一个月一万八千多文。钱是一碗一碗挣出来的,也是一趟一趟试出来的。
想到这儿,嘴角弯了一下。不算笑,是说不清的一股滋味。
第二天下午,赵三娘来了,进门就往后厨走,脚步比平时快,脸色也不对。
杏娘正揉面,抬眼看了她一下,手上没停。“坐。“
赵三娘不坐,凑到灶台边,嗓音压得很低。“又有人在打听了。“
“什么样的人?“
“这回不是上回那个。“
上回那个四十出头,青灰布衣,一口东边口音。这回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一身灰布短褐,说话没有口音,一听就是在长安城里长大的。
“还有一样。那人袖口磨得白,手上却没有茧,不像干力气活的,倒像衙门里抄抄写写那一类。“
“问得更细了。不光问一味居的来历,还问你哪里人、什么时候来的长安、先前在哪儿做过生意、成没成家、家里还有什么人。“
揉面的手按在面团上,停住了。
再问下去,怕是连小时候掉没掉乳牙都要盘一遍。
“这人比上回那个难缠。上回那个顺嘴问问,这个是追着问,一句往深里挖一句,像要查你的底。“
“你在哪儿听见的?“
“西市买布。他在隔壁铺子打听,隔着一道墙飘过来几句。我一听不对,布都没拿,直接奔你这儿来了。“
“多谢三娘。“
“你自己上心。瞧他那做派,不是问一天两天就完的。“
赵三娘走到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对了,他打听完还买了二尺布。要不是去买布,我也撞不上他。“
人走后,面也揉好了,盖上湿布醒着。两次打听,人换了,路数没换,都在摸她的底。
第二天上午,她没去铺子,去了常乐坊。李磬平日就在坊正衙门当值,上午准在。
衙门门口立着个皂衣差役,见她张望,踱过来问找谁。院里正点卯,唱名声一个接一个,独独没有那个熟悉的嗓门。
“李磬。“
“今天没来当值。“
“他什么时候来?“
“不好说,三天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