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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五卷乡村畸变(第1页)

我今年回村过年,最刺骨的寒意,不是北方腊月里的寒风,是大年初一推开堂叔家门的那一刻——满屋子的烟味呛得人睁不开眼,地上扔满了烟蒂、瓜子皮和揉皱的红包,八仙桌被改成了牌桌,四五个红着眼、喘着粗气的男人围着,手里攥着皱巴巴的钞票,骰子撞在瓷碗里的哗啦声,盖过了电视里春晚的歌声,盖过了院子里的爆竹声,也盖过了堂婶在厨房偷偷抹眼泪的哭声。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的人和事的,然而这回,我还是太天真了。我竟想不到,中国人刻进骨血里、盼了一整年的团圆年,竟能沦为一场提前布好的杀猪局;竟能有那么多人,把自己一年的血汗、半生的积蓄、全家的活路,在除夕到初二这三天里,一把一把押在牌桌上,输得一干二净,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场;更想不到,那些设局的、挑事的,全是你喊了十几年的小、看着你长大的乡里乡亲。

什么叫“过年玩两把而已”?我听这话就恶心。

说这话的,要么是设局抽头的庄家,要么是赢了钱的既得利益者,要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看客。你见过哪个输光了孩子学费的汉子,说得出“玩两把”?你见过哪个输光了养老钱、喝了农药的老太太,说得出“玩两把”?你见过哪个抱着孩子在雪地里哭、要跳井的女人,说得出“玩两把”?

那根本不是玩,是玩命,是拿全家的身家性命开玩笑。

我亲眼见隔壁村的王二,三十出头,在南方工地绑了一年钢筋,风吹日晒,手上的裂口裂得能塞进指甲盖,腊月二十八揣着四万五工钱回了家。那钱是怎么来的?是他夏天在四十度的高架上,晒到中暑醒过来接着干攒的;是他过年都舍不得买张高铁票,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绿皮火车省下来的;是他跟工头磨了半个月,才要回来的、孩子下学期的学费、瘫在床上老娘的药钱、开春翻地的种子化肥钱。

结果呢?除夕夜里被三个“小”拉上了牌桌,初二早上,兜里就剩一张回工地的硬座车票。老婆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哭着回了娘家,他爹气得当场脑溢血,抬进了镇医院。大年初二,别人家走亲戚、拜新年,他蹲在医院墙根,抱着头哭,连给老爹交住院费的五百块钱都拿不出来。而那些拉他上桌的人,此刻正拿着他的血汗钱,在另一个牌桌上哄骗下一个傻子,甚至还在背后笑他“没本事、手气臭、活该穷一辈子”。

你听听,这是人话吗?这就是他们嘴里的“乡里乡亲”。

更让我心口堵得慌的,是那些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村里的空心化早不是一天两天了,子女在外头打工,一年到头回不来一次,他们守着空荡荡的院子,平日里除了对着墙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好不容易等过年,家里有了人气,可子女要么一头扎进赌局,要么半哄半拉把他们也拽上桌。

起初只是几块、几十块的“凑个热闹”,可一旦上了桌,就由不得自己了。村头的李老太,七十四了,儿子在外头送外卖,一年省吃俭用给她打了八千块养老钱,大年初一在小卖部的牌桌上,一下午输了六千多。晚上回家,她把自己锁在屋里哭,哭到后半夜,喝了半瓶农药,救回来的时候,人已经半瘫了。而那些跟她打牌的人,第二天还在小卖部里说笑,说“老太太玩不起就别玩,输了钱寻死觅活的,晦气”。

他们是乡村空心化的受害者,可转头,就成了这赌局里的牺牲品,甚至是帮凶。

而最恶毒、最该被钉在耻辱柱上挫骨扬灰的,从来不是这些昏了头的赌徒,是那些故意设局、挑唆争端的畜生。他们就像闻见血腥味的苍蝇,早在腊月里,就盯着外出务工者的归期,盯着他们银行卡里的数字,盯着老人手里的养老钱,专等着除夕到初二这几天,借着“新年热闹”的名头,张开血盆大口。

他们太懂这片熟人社会的软肋了。懂回乡者抹不开的情面,懂他们在外头受了一年白眼、无处安放的虚荣,懂他们对“不用流汗就能来钱”的虚妄幻想,更懂他们输钱之后的慌乱与不甘。先让你赢两把小钱,让你在旁人的起哄声里,尝到那点可怜的、做人上人的甜头,等你彻底放下戒心,红了眼往里砸本钱,他们就该收网了——灌了铅的骰子、做了记号的纸牌、提前串通好的托,一套下来,你口袋里的钱,连怎么没的都不知道。

榨干了你的现钱,他们就凑过来低声蛊惑:“我借你,乡里乡亲的,还能坑你?翻本了再还。”实则利滚利,驴打滚,把你牢牢绑在赌桌上,不吸干你最后一滴血,绝不松口。

更卑劣的是,他们不光要你的钱,还要撕碎你的家。你输了钱跟老婆吵架,他们就在旁边拱火:“你老婆就是头长见识短,男人在外头,哪能没点应酬?”你跟爹妈翻了脸,他们就挑唆:“你爹妈就是偏心,你弟弟输多少钱他们都不说,你输这点就给你脸色,根本没把你当一家人。”他们就是要把你逼得众叛亲离,逼得你破罐子破摔,好继续把你当血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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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只有你的家乱了,你才会没有退路,只能跟着他们继续赌;只有你过得家破人亡,他们才能在你身上找到那点可怜的优越感,才能在这个破败的乡村里,维持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地位”。他们自己的日子烂透了,所以非要把别人也拉进烂泥里,他们见不得别人好,见不得别人一家人安安稳稳过日子,非要把人家搅得鸡飞狗跳,他们才高兴。

这就是人性里最脏、最毒的东西,披着“乡里乡亲”的温情外衣,干着吃人的勾当。

牌桌旁边,永远围着一群麻木的看客。赢了,他们跟着起哄,喊着“老板大气”;输了,他们跟着笑话,骂着“没本事就别玩”。他们明明知道这是个局,明明知道那些人在出老千,可他们就是不说,就抱着胳膊看着,看着人家输光,看着人家家破人亡,他们比庄家还高兴。因为他们自己没本事挣钱,也没胆子赌,就只能靠看别人的惨状,来找点可怜的存在感。

这群看客,比设局的人,好不到哪去,都是一群吃人的人。

我们总说乡村振兴,总说要留住乡村的根。可乡村的根是什么?是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是代代相传的本分家风,是对劳动的尊重,是对家庭的敬畏。而这春节里泛滥的赌局,正在一口一口啃食着这根脉。

我小时候的年,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过年,村里有舞龙舞狮,有社火秧歌,大年初一,全村的人挨家挨户拜年,长辈坐在炕头,给晚辈讲做人的本分,讲勤劳才能致富,讲邻里之间要互相帮衬。那时候的年,有烟火气,有人情味,有盼头。

现在呢?很多村子里,除了赌桌,再也找不到能让一群人聚在一起的东西。价值观早就烂透了——勤勤恳恳种了一辈子地、打了一辈子工的人,没挣到大钱,就是“没本事”“窝囊废”;靠设局坑人、靠赌钱赢了点钱的,盖了房买了车,就是“能人”“有本事”,走到哪都有人围着奉承。

笑贫不笑娼,笑勤不笑赌。这才是最致命的溃烂,它把乡村的根,从里到外都蛀空了。

有人说,这些人就是懒,就是想不劳而获。是,他们蠢,他们贪,他们活该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可你往深了看,他们为什么会一头扎进这赌局里?

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在城市里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永远融不进城市,连孩子在城里上学都没资格,他们看不到上升的路,看不到翻身的希望。他们知道,靠自己一天十几个小时流汗,一辈子也买不起城里的房,一辈子也给不了家人想要的生活。那怎么办?赌啊!赌桌上,不管你是搬砖的还是当老板的,一把牌下去,就能赢别人一年的工钱,就能当几分钟的人上人,就能有那片刻的、虚假的体面。

他们不是不知道十赌九输,不是不知道十赌九骗,他们是没得选啊!这世道,把老实人逼得只能去赌那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是最可悲、最让人寒心的。

除夕的爆竹,炸了千百年,本来是为了驱邪避凶,可如今,却驱不走赌桌上的邪气,驱不走那些披着人皮的恶鬼;大年初一的香火,烧了千百年,本来是为了求全家平安,可很多人,却在赌桌上,把自己和全家的活路,都输得一干二净。我们守了千百年的年俗,守了千百年的阖家团圆,竟然在这小小的赌桌之上,烂得面目全非。

以前我总觉得,乡村的衰败,是因为人走了,地荒了。现在我才明白,最可怕的衰败,是人还在,心死了;家还在,人情味没了;年还在,那点盼头没了。

我初三离开村子的时候,车开出村口,回头看,小卖部里的牌局还在继续,哗啦哗啦的牌九声,盖过了爆竹声,盖过了孩子的哭声,盖过了所有的人味。车越开越远,那片村子,在我眼里,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吃人的屠场,而那些在里面红着眼的人,既是赌徒,也是筹码,更是被吃的肉。

我小时候,村里的老人总说,年兽怕爆竹,怕红光,怕热闹。可现在我才知道,这世上最可怕的,从来不是年兽,是人心里的贪,是熟人眼里的毒,是那方小小的牌桌上,永远填不满的欲望。

年兽早就被赶跑了,可人心的鬼,却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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