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音乐是有语境的,八百年前的表达方式跟今天的人的听觉习惯之间有一道天然的鸿沟。我想做的不是还原,也不是改编,而是——翻译。”
“翻译?”
蔡主任往前倾了倾身体。
“就像翻译一诗。”
我说。
“你不能逐字逐句地直译,那样会失去诗意。你要理解它在说什么,然后用今天的语言重新写出来。音乐也一样,我提取的不是旋律,而是内核——那种声音里的情绪逻辑、那种音阶结构背后的审美取向。然后我用今天的乐器、今天的和声体系去‘说’同一件事。”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蔡主任没有立刻说话,他看着我,眼睛里有种我没有预料到的认真。在政府部门工作久了的人,脸上常常会挂着一种职业性的和善,那种和善很像酒店大堂里的香氛,闻起来很舒服,但你不会真的去在意它是什么味道。但此刻蔡主任脸上的表情不是那种职业性的,他好像真的在听。
“你的意思是。”
他慢慢地说。
“你不只是做一好听的曲子,你是试图让现代人去‘听明白’南宋的人在说什么?”
“是。”
我说。
“但我做得不一定好。”
蔡主任笑了。他的笑声不大,也不响,是一种短促的、从鼻腔里出的笑,像是遇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惊喜。他伸手拿起茶杯又放下,说:
“顾总,你这个人很有意思。你知道吗,我们之前接触过一些做音乐的,要么是那种特别学术的,一说就跟你讲宫调理论,听得人头疼;要么是那种特别商业的,张嘴就是‘这个能火、那个能爆’。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我没有接话。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对的事情。如果说这种“对”恰好让人看起来不一样,那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在做的事情并不是他们觉得对的,而是他们觉得会被认可的。
陈佳在旁边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她的身体微微靠在沙扶手上,一只手搭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轻轻叩了两下。那不是一个紧张的姿态,更像是一种安安静静的等待,等待着我接下来的措辞。
蔡主任翻了几页汇报材料,把目光从纸面上移开,落在陈佳身上。他的表情变了——不是那种刻意的变化,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事情的表情。
“佳佳。”
他换了一个称呼。
“你妈妈最近还好吗?”
空气里有什么东西轻微地颤了一下。
像是一根弦被拨动了,但拨动它的人并不觉得那声音有什么特别的,只有听得见那根弦的人才知道它响了。
陈佳的表情呆住了,但是从表面上看却并没有变化。因为我们已经爱的太深,所以自然能够看到她的变化,她的嘴角维持着一个得体的弧度,眼神也依然是那种既不疏离也不过分亲近的恰当温度。她说:
“挺好的,谢谢蔡主任关心。最近刚从省里开会回来。”
“对对对,那个会我知道,她应该在会上言了吧?”
蔡主任的语气里多了一种我在正式的公务场合从没听过的热络,那不是上级对下级的关心,甚至也不完全是长辈对晚辈的关心,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介于敬重和亲近之间的东西。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韩澜。昨晚我就应该意识到的,韩澜这个名字在文旅系统里,在这个城市的文化版图上,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很多人说起她的时候不会直呼其名,而是说“韩局长”或者“韩厅”,但在某些特定的语境里,人们只说一个“韩”字,就默认所有人都知道在说谁。
“韩局的女儿”,不是“陈经理”。
“韩澜同志很有魄力。”
蔡主任端起茶杯,像是在说着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当年西湖那个‘夜西湖’的灯光改造项目,好多人反对,说太现代了破坏意境,是她力排众议推下来的。现在你看看,没有那个灯光,晚上的西湖哪来的层次感?她就是那种人,认准了的事,谁也拦不住。”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里有一种真诚的欣赏。那是一个下属对上级的欣赏,但又不止于此,还带着一种同为文化工作者的认同。
陈佳安静地听着,嘴角的那个弧度始终没有掉下来。但我在她眼睛里看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一种很淡很淡的、像雨雾一样的东西。不是悲伤,也不是骄傲,而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沉重的轻盈。就好像她背负着某个巨大的东西,但那个东西太巨大了,巨大到看起来像是什么都没有。
也许有些人在母亲的光芒下长大的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影子该往哪里投。
蔡主任又跟陈佳聊了几分钟,聊的是工作上的事情,说市里最近在推一个文化传承展的专项,韩澜那边在牵头,希望陈佳也能参与进来。陈佳点头说好,姿态依然是得体的、恰当的、无懈可击的。
然后蔡主任转向我。
“顾总,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是认真的。”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