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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0章 人定胜天（第1页）

一九五九年，共和国迎来了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天灾。全年受灾四千四百六十三万公顷，成灾一千三百七十三万公顷，而且是旱灾、洪涝、霜冻、风雹、台风、虫鼠灾轮番上阵。更要命的是，这些灾害全部集中在豫、鲁、川、皖、鄂、湘、黑七大产粮省，像是有人刻意把一年的灾害压缩了时间，按在同一个坐标上反复碾压。

一到四月份，河北、黑龙江春旱，影响三百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深度四到五寸，历史罕见。农民蹲在田埂上，手伸进土里探了探，摸到的全是干粉，用力攥一把，松开就散了，风一吹什么也留不住。河北中部、东部连续二百多天无雨雪。村里那口老井的水位一天比一天低，青石井沿上刻着几代人的刻度，最下面那道是光绪年间的旱灾留下的，水位线快要够到那道刻痕了。

四月到五月，华北和黑龙江又遭霜冻，五十多万公顷农作物被冻毁。田里的麦苗刚拔节，一夜之间全成了干枯的细条，用手一折就断，断口处没有水分，像是被火燎过。农民从地里回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把冻坏的麦苗，在掌心攥了一会儿，又松开了，走到门口甩进灶膛里当柴烧。

二月到六月，珠江、长江、淮河流域三次洪涝，两百多万公顷农田被淹。水从上游的山洪冲下来，裹着泥沙和断木，漫过堤坝，灌进田里，把才插下去的秧苗连根拔起冲走了。洪水退去之后，田里留下一层厚厚的淤泥，淤泥里埋着半截被泡烂的稻秧，露出来的叶片边缘已经黑了，像是被墨水浸过。

三月到六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遭遇台风、龙卷和冰雹，穿插降临。有些地方上午还是晴天，下午天就暗了下来，云层压得很低，风从海面上卷过来，裹着咸腥的水汽，然后第一颗冰雹砸下来的时候，地里的人还来得及跑到屋檐下面躲。但第二波冰雹来得更急更密，有的个头跟鸡蛋一样大，砸在屋顶的瓦片上，瓦片碎成几瓣，砸在还没有收的麦穗上，整片整片地倒伏下去，歪向同一个方向，像是有人在田里画了一道扇形，再也直不起来了。

六月到八月，江淮流域爆大旱。七月下旬受灾八百二十一点二万公顷，八月上旬扩展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合计两千二百七十六万公顷。松花江水源濒于干涸，丰满水库缺水电，水位线降到了电机组进水口以下，轮机停了，下游的工厂里机器也跟着停了。江淮出现历史同期最低水位，江苏三十七万座塘堰小水库干涸，塘底裂开的纹路能伸进一只手掌。湖北塘堰干涸百分之八十，长江沿线一百二十一个水闸能自流放水的只剩五十个。湖南邵阳、衡阳、湘西七十一万处塘坝半数干涸，剩下的另一半水面压得很低，露出底下一圈干枯的草根和贝壳的残壳。

结果七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突降暴雨山洪，两百多万公顷被淹。这是典型的“旱涝急转、同季对冲”——旱了半年的土地被暴雨一冲，硬壳表面的泥块被雨水裹着往下滚，地表的麦茬和残草也跟着被水流卷走，露出底下一层被太阳晒裂又被水泡胀的黄土，混着泥水一起漫过田埂，把刚种下去的晚秋作物连根卷走，像是有人在干旱的田垄上浇了一锅滚烫的水，把地面的土坯连同底下一层没长稳的根系一并揭起来，冲进了更低洼的沟渠里。

七月到九月，东南沿海遭遇五次台风，一百二十万公顷农田受灾，闽南、粤东最重。海边的村庄里，屋顶的瓦片被台风掀掉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在屋里地板上散落着，雨水从天花板的裂缝里漏下来，在灶台上积了一小摊水渍，灶膛里的柴火湿透了，点不着。

《人民日报》十月二十九日述评里写道：“今年的灾害，包括旱灾、涝灾、风灾、虫灾，是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文章里还提到了几个具体的极端情况——“以湖北为中心的旱灾是七十年来找不到记录的；广东春雨也是几十年来没有过的；北京以北的水灾同样过了几十年的记录；福州、厦门一线台风大到十二级以上。”

芬恩把那篇报道从头到尾读完了，把报纸搁在膝盖上，没有叠好，纸页还摊开着。他坐在院子里那把藤椅上，午后的日光从槐树的枝叶缝隙里漏下来，在他的肩上落成几块细碎的金色光斑。他捏了捏眉心，指腹在眉心处停了一下，像是在那里找一道越来越深的沟痕。他放下手，靠进椅背里，悠悠叹了口气。

楚中天坐在对面，双手搁在膝盖上，眉头拧成了一个结。他盯着芬恩放下的那张报纸看了好一会儿，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膝盖上的布料，指节泛白，又松开了，又攥紧。他开口的时候声音不高，带着一种“我已经琢磨了几天但始终没找出答案”的沉：“这贼老天是想干啥？要疯啊？”他说完这话之后自己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等一个他自己都不指望的回应。

芬恩抿了抿嘴，把报纸拿起来重新展开，目光落在那行“七十年未见的旱灾”上，停了几秒，然后把报纸折好搁在茶几上。他的手指在报纸边沿按了一下，像是在那里放一道自己不一定能看完整的句号，然后抬起头来：“我最担心的还不是天灾。”他顿了顿，像是在把下一句话在舌头上晾凉了才放出来，“亩产万斤你信吗？按照这虚高的产量征购，农民手里没粮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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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中天倒吸一口冷气，后背从靠着的姿态慢慢直起来，像是一只正在被重物压住又缓缓抬起的弹簧。他想了一会儿，像是在脑子里把这句话和自己在乡里听到的那些零碎的、不太好归纳的传闻并排放着，比照着看：“那再加上一大二公，不是要了亲命了？阿祖他们运来的粮食……”他没有说下去，但后半句的意思已经落在桌上了。

芬恩摆了摆手。他的动作不大，但摆了两下，像是在用这个简单的动作把一条他不想展开的线头按回去：“杯水车薪罢了。运来的那些，能护住心脉就不错了。”他停了一下，目光落在那张被折叠过的报纸上，报纸的折痕已经很明显了，两道交叉的印子把页面切成了四块，像是有人在一张地图上划了一道暂时的分界线。他开口的时候语气比刚才轻了一些，像是在对自己说一句话，而不是在跟楚中天商量：“人定胜天。”

楚中天坐在对面，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没有立刻接话。他的目光还落在那张报纸上，但他看到的不再是那行关于亩产万斤的铅字，而是村口墙报栏上贴了又撕、撕了又贴的红纸，是公社食堂门口排了半天的队，是玉米地里被掰断的秸秆在秋后遍地横着的断口。他攥着的拳松了又紧了，终于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天光正在从灰白变成灰蓝，对面屋顶的瓦片上落着一层薄薄的尘土，风把晾衣绳上一条洗得白的毛巾吹起来又放下。他背对着芬恩站了很久，胸口起伏了几回，像是在那里安放一件他不能当着芬恩面爆开的火气。

晚饭端上来了。邦尼端着一盆面条从厨房里走出来，热气从盆沿升起来，在午后的光线里凝成一小团白雾，散开又聚拢。张芳跟在后面，手里端着碗筷，碗沿叠得整整齐齐，筷子并排搁在碗边，她一边走一边用围裙擦了擦手上的水珠，把碗筷依次摆在桌上：“吃饭了。”

哥俩到餐桌边落座。邦尼在芬恩旁边坐下，给自己盛了半碗面，没有急着动筷子，先看了芬恩一眼。芬恩端起碗低头吃了一口，没有说话。楚中天坐在对面，用筷子夹起一箸面条，还没送到嘴边，邦尼开口了。她的声音不高，像是怕被院子里之外的人听见：“孙七听人说，村里闹灾挺严重的。谁敢上报实情，谁就是右倾……”她没有说完，后半句话被餐桌上的安静截住了。楚中天的筷子顿在半空中，那箸面条还在他筷子尖上搭着，热气从面条表面缓缓升起来，在两个人之间铺了一层薄薄的白雾。然后他手里的筷子“咔”的一声，折成了四截。断口参差不齐，木茬戳出来，在桌面上放下来的时候声响不大，但比筷子折的时候更沉。

芬恩倒是挺淡定。他挑起几根面条，吹了吹热气，送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才抬眼看向楚中天：“筷子捏折了，你拿手抓着吃啊？”他语气平得像是在说一件跟他自己的午觉不相干的事，但他的声音放得比刚才低了些，像是想让那句话落到楚中天的耳朵里时尽量不带着边缘上的毛刺，又像是给自己先说出来的话留一道接口，“吃完饭，你去海子里说一声吧。不过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已经知道了的，只不过摸不清底。”

楚中天低着头，看着自己手里那两截断筷，沉默了一会儿。断口处翘起的木茬扎着他的指腹，他没有立刻松开，像是要把这半截筷子在指尖上多停一会儿，才能记住它折断的手感。他放下断筷，从筷子笼里重新抽了一双新的，在桌面上顿齐了，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声音比刚才稳了一些，像是那截断筷已经替他泄了一道他没来得及安排出口的劲。

芬恩低头吃了几口面，然后放下筷子，端起桌上的汤碗喝了一口。碗沿搁回桌面的时候他抬起头，像是那口汤帮他理清了一个念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收拾收拾，咱们去东北吧。大兴安岭有的是吃食，咱们俩老东西就不在城里跟人抢粮食了。”他顿了一下，手指在桌沿上虚虚一划，划出一道从北京往东北方向去的斜线，“你去海子的时候顺便说一下。”

楚中天沉默了一会儿，看着自己面前那碗还没怎么动过的面，他拿起筷子夹了几根，送进嘴里嚼了，咽下去之后才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香港正被另一场风暴盯上。

东南沿海的台风共有五次，其中有两场影响到了香港。南海生成的威尔达台风，七月六日在惠来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过程雨量九十四点七毫米。街面上积水漫过脚踝，排水沟里漂着折断了半边翅膀的纸壳和从巷口冲下来的旧布鞋，穿胶鞋的行人在屋檐下站了半个钟头，等水退了两寸才继续赶路。

但真正让整座城市绷紧的，是九月这一场。

九月七日，吕宋以东生成台风娜拉，进入南海后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九月十日晨二时，台风中心在香港以南约两百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出了紧急警报，预计在“宝安到阳江之间登陆”。九龙东端的民居里，有人连夜用木板封了窗，把晾衣绳上没收的衣服拽下来塞进屋里；码头边的货栈提前拉上了铁皮卷闸门。维港海面上的涌浪开始变得不规律，像是有人在海底翻动一层看不见的厚棉被。风从海面上灌进太平山半腰的窄巷里，贴着墙根钻过门缝，把巷口的布幌子吹得平着伸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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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普乐道，陈学文那栋别墅的院子里，气压计的水银柱已经掉到了九百七十九百帕。风还不太大，但那棵老榕树的树冠已经被压成了一个方向，叶片在午后的光线里翻出浅灰色的背面，边缘不停地往同一侧偏过去。陈学文站在院子里看了一眼那棵老榕树，然后转身进了书房。他把那件旧呢子袍子披上，走到墙角那只气压计前面，弯腰看了看刻度，伸出食指在那道裂了缝的玻璃格上敲了一下。黄铜的外壳出很轻的“叮”声，像是一面老钟在提醒一个快要迟到的约定，玻璃裂痕周围的水银柱在柱身中缓缓降了一格。

陈学文直起身，想了想，转头对站在门口的管家说了一句：“把地窖那瓶一九四五年木桐醒上。阿祖今晚可能会来。”他的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算过、不需要再复核的事。管家愣了一下，想说什么，看了陈学文一眼，见他站在气压计旁边，日光从背后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上，把他整个人衬得有些薄，像是站在一扇半开的门前面。管家转身去酒窖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轻。

陈学文慢慢走上露台，扶着栏杆站定。夜色已经彻底沉下来了，风从山脚灌上来，一阵比一阵急，吹得他呢子袍子的下摆往后飘。他看见山下青灰色的维多利亚港上涌起的浪头已经连成了片，一层叠着一层朝岸边推过来，在防波堤上撞碎成白沫；浪声隔了半座山传上来，被风裁成一段一段的，还没落稳就散了。普乐道那几棵老榕树的树冠在风里压得更低了，枝条被扯向同一个方向，枝叶摩擦的声音在空旷的夜色里像是一列正在驶过深冬隧道的火车，又像是有人在远处反复拉着一张不能松手也不能合拢的弓。

夜里十点过后，台风娜拉达到最接近香港的距离。山顶的阵风飙到了一百四十公里每小时。风从普乐道那排老树的树冠之间灌进去，贴着地面的缝隙往别墅的砖墙方向挤过来，西北角那扇老木窗的插销早就松了，此刻被风像开合器一样反复掀动，每一次吹开都带进一阵长长的、打着旋的啸音，撞上窗框之后又反弹回院子里，像是有谁在门外站了很久了，隔一会儿就用力推一下那扇半掩的木门。壁炉里的烟被风压得倒灌回来，炭火在炉膛里被逼得翻了几翻。陈学文靠在沙上，裹着那条灰毛毯，咳嗽了半分钟，咳完他拿手背蹭了一下嘴角，手背上有一丝很淡的血痕。他低头看了一眼，没有擦，只是把毛毯往上拉了拉，盖住了自己搭在膝盖上的那只手。

李祖推门进来的时候，风从门缝里挤进来，把他身后的灯影晃了一下。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衣摆和肩膀上的面料被雨水洇出一道一道的深色水痕，水珠顺着衣领往下淌。他看见陈学文裹着毛毯靠在沙上，先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对跟着进来的楚河说了一句：“开车，去医院。”楚河没有多问，转身去动车子了。

陈学文入院时体温三十八点二度。对于一个近八十岁的老人，这已经是需要密切关注的临界值了。走廊里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忽明忽暗地闪，每隔几秒暗下去又亮起来，把护士站的台面和墙上挂着的值班表照得一明一灭。护士先给他测了血氧，又上了心电监护仪，电极片贴在他胸腔和肋骨的侧面上，他低头看了一眼那些延伸出来的导线和附着在导线末端的小装置，又抬起目光，看护士怎么调整氧气管的接头，没再说话。

到了后半夜，体温降下来了一些。负责值班的护士在记录单上写了个折返的曲线，把笔搁在病历夹面上，又看了一眼监护仪上的数值，确认没有波动，才把灯调暗了退出去。

陈学文醒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透。病房的窗帘拉了一半，窗玻璃上挂着一层从关紧的窗缝里渗进来的薄水汽。他侧过头，看见守在床边的是他的三儿子陈振华。陈振华坐在那张靠墙的硬木椅子上，手里攥着一只削了一半的苹果，刀停在苹果皮和果肉之间，还没切断，像是他削到一半看见父亲醒了，手就停住了。苹果皮从刀口处垂下来，薄薄一圈，带着一点果肉的边角，挂在指节旁边微微晃荡着。他眨了一下眼，往陈学文那边凑了凑：“阿祖刚走，他说那瓶木桐等你好了再开。”

陈学文拧过头，看见床头柜上搁着那瓶一九四五年木桐。酒瓶外裹着一层旧包装纸，边角已经被揭开了，露出底下深色的瓶身，酒标上贴着几片残存的红印，看得不太清楚了。他收回目光，没有再去拧，只是把视线平平地落回床头柜边沿的某个角度上，咧着嘴笑了一下，像是有什么话在嘴角边挂住了，又轻轻放下来，没出声，也没再侧过头看那扇已经合拢的病房门。病房外的走廊里，夜班护士刚从护士站打完一页记录，翻完那页纸，把它压回值班日志的夹面里，日光灯管在头顶轻轻响了一声。窗外维多利亚港的风雨比夜里小了一些，雨线从窗玻璃上滑过的声音也渐渐轻下去了，像是有人在远处慢慢松开了一只攥了一整夜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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