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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汉语得学啊（第1页）

夜校的铃是一块废铁轨头，挂在合作社门口的榆树枝上，用铁锤一敲，声音能传出二里地。每天太阳沉到贺兰山后面之后，定居点的狗先叫起来，然后铃声就响了——当，当当，不急不缓，像一只耐心的手在挨家挨户敲门。

最先从门里出来的是孩子。他们背着合作社统一的粗布书包，手里攥着石板和石笔，一边跑一边把最后一口土豆塞进嘴里。然后出来的是女人，解下围裙拍打两下，把碎头拢到耳后，三三两两结伴往合作社走。最后出来的是男人，他们刚从矿上或灌区回来，工作服还没来得及换，袖子上的煤灰和泥点子还在，但他们洗了手——每个人在进教室之前都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因为教员说过，书本怕脏。

夜校的教室就是合作社的大厅。白天柜台后面卖盐和布，晚上把柜台挪到墙角，摆上几排长条凳，就成了课堂。黑板是用门板刨平了刷上锅底灰做的，粉笔是自己用石灰捏的，教材是油印的，纸张粗糙，字迹有时候洇成一团，但每一页都被人翻得起了毛边。教室里的气味很杂——有煤油灯燃着的烟气，有刚从矿上带下来的铁锈味，有女人头里的羊膻味，有孩子嘴里嚼着的奶疙瘩的酸甜味。但这些气味混在一起，不知怎么，并不难闻。

老巴特尔是在入冬之后才来上夜校的。他今年快五十了，在克烈部的旧营地里当了一辈子牧奴，两年前根据地解放了克烈部，他分到了羊和草场，又把从西夏跑过来的一个党项寡妇娶了，日子算安稳了下来。他本来不想来上什么夜校——都这把年纪了，学那些弯弯扭扭的字能当饭吃？但上个月合作社新到了一批饲料粉碎机，手摇的，铁壳子上嵌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刻着几行汉字。合作社的干部说这机器能顶三个铡草工，但操作前必须看说明书，说明书是汉字写的，看不懂就不准碰。老巴特尔围着那台粉碎机转了三圈，最后蹲在机器旁边，抬头问干部：“那上面写的啥？”干部念给他听：“先摇手柄三圈预热，再均匀投料。严禁先投料后摇手柄。违反操作规程造成损坏，照价赔偿。”

老巴特尔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径直走到合作社的夜校报名处，用粗糙的指头蘸了印泥，在报名表上按了手印。

第一堂课，他坐在最后一排。教室里人挤人，长条凳不够坐，有人蹲在墙根，有人干脆坐在地上。教员是个从江南来的年轻姑娘，姓林，二十出头，扎两根短辫子，说蒙语还带着江南口音，软绵绵的，把“工人”说成“拱人”，底下有人笑，她也跟着笑，笑完之后继续教。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汉字，用蒙语念：“工。”然后又在旁边画了一个弯腰干活的小人，小人手里举着一把锤子。“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一竖是顶天立地的人。”她的手指从小人的头顶划到脚底，“干活的人，顶天立地的人。这个字念‘工’。”

老巴特尔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他这辈子没有顶天立地过。他跪过那颜，跪过王汗的税吏，跪过每一个骑在马上低头看他的人。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这个字扯上关系。他低下头，用石笔在石板上歪歪扭扭地描了一个“工”字。他的手指太粗，石笔捏在手里像捏了根针，描出来的字歪得不成样子，第一横和第二横之间的距离宽得能塞进一个拳头。他把石板翻过来，重描。翻回去，又描。描到第三遍的时候，石笔啪地断成了两截。他愣了一下，捏着断了的半截石笔，不知道该怎么办。小林教员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一根新石笔，塞进他手里。“大爷，没关系。头一天都这样。我在江南学蒙文的时候，把奶茶说成羊粪，比你还笨。”老巴特尔没听懂“羊粪”那个笑话，但他听懂了“没关系”。他把新石笔攥在手里，继续描。

第二堂课教的是“解放”。这个词在蒙语里没有现成的翻译，根据地的新蒙文里造了一个复合词，字面意思是“解开绳索”。小林教员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人，人身上绑着绳子，然后又画了一只手把绳子解开。“解开绳子，站起来，自己走。”她转过身，看着底下那些脸——有老有少，有蒙族有党项族，有刚从矿坑里爬出来还没来得及洗掉煤灰的年轻人，有怀里抱着睡着了的孩子还在做笔记的中年妇女。“解放，”她说，“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把绳子挣开的。”

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年轻矿工忽然开口了。他叫巴图，原先是西夏贺兰山矿场的矿奴，去年跟着移民潮跑过来的，现在在矿区操作卷扬机，是矿业团的技术标兵。他说：“林教员，我以前在井下背矿石的时候，脊梁上有根绳子，是贵族拴在我腰上的，怕我跑。后来我自己把它割断了。”他顿了一下，指了指黑板上的字，“这个字，我认得它。它就是那根被我割断的绳子。”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间。然后那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忽然鼓起掌来。掌声稀稀拉拉的，草原上的人不习惯鼓掌，但她的掌声带动了旁边的几个人，最后连坐在最后一排的老巴特尔也把石板放在膝盖上，用两只粗糙的手掌笨拙地拍了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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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校教识字，但不是只教识字。每堂课最后半炷香是读报时间。小林教员会把新到的《自救报》摊开，用蒙语把头条念一遍，然后挑几个词写在黑板上，带着大家认。今天的头条是“河套灌区秋收总产突破五千万斤”，她在黑板上写了“五”“千”“万”“斤”四个汉字，指着“万”字说：“这个字是万。一万，就是你们合作社里那堆粮食口袋，码满一整个仓库。”一个老牧民在底下嘟囔了一句：“一万是多少？”旁边的人捅了捅他：“就是你这辈子放过的所有羊加上你爹放过的所有羊，还不够。”老牧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开始觉得这些弯弯扭扭的字里，藏着一些他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一个月后，老巴特尔通过了扫盲考试。考试很简单——认五十个汉字，会写自己的名字，能读一句简单的合作社通知。他拿到结业证书那天，把那张油印的小纸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回到家，把它贴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以前那个位置供的是佛像，佛像是从西夏带过来的，已经被烟熏得看不清面目了。他把佛像摘下来，放进了木箱里。贴完结业证书之后他退后两步看了看，觉得不够，又从合作社买了一张红纸，让儿子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贴在了证书旁边。他儿子写的是：“我爹是扫盲合格学员。”老巴特尔不认得“学员”两个字，但他认得“爹”。

更深远的变化生在这个冬天的每一个工厂和矿区里。矿业团的卷扬机操作手册是汉字写的，检修规程是汉字写的，交接班记录表也是汉字写的。不识字的人只能干力工，识字的人才能当技工。技工的工分是力工的两倍，技工的孩子能优先上军政大学，技工能在合作社多换半斤白糖。巴图是矿区第一个学会看操作手册的年轻矿工。他花了两个月，把整本《蒸汽卷扬机操作规程》啃了下来——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技术员，问完了写在本子上，反复抄，抄到会为止。两个月后，矿上新到了一台蒸汽抽水机，技术员还没来得及调试，巴图自己翻开说明书，对照图纸，花了半天时间把抽水机装好、启动、排水。矿长站在旁边看了整个过程，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巴图被任命为矿区的技术副队长。

巴图把这个消息托人带给了还留在西夏的舅舅。口信很短，就一句话，但这句话后来被他舅舅在矿下念给了十几个人听，那十几个人里有一半在当年冬天翻过了贺兰山。“我在这里不叫巴图了，叫巴图同志。”

老巴特尔的故事在另一个方向上继续着。他在拿到扫盲证书之后，主动报名参加了合作社的“牧民识字推广员”培训。他觉得既然小林教员能教他，他也能教别人。他第一次站在黑板前面的时候，底下坐着二十几个和他几个月前一样大字不识的牧民，他的手指还是那么粗，石笔还是捏得像针，但他写下的第一个字，是端端正正的“工”。

他转过身，对底下的人说了一句话。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所以他就讲了自己：“我以前以为，字是老爷们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老爷们不让我们认字，是怕我们知道自己是人。今天我教你们头一个字——这个字，念‘工’。我就是工人，你们就是牧民。咱们都是顶天立地的人。”

小林教员站在教室后面，她没有鼓掌。但她的眼睛亮了。根据地的夜校教员培训手册上有一句话，据说是总政委在编写教材时亲笔加上去的。她以前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此刻她忽然懂了——“扫盲不是把字装进脑袋里，是把人从地上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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