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冬,北京医院。
走廊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何雨柱站在病房门口,看着那扇半掩的门。
他见过胡公很多次。
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一月,陈主任带他去的。
那会儿他十四岁,站在门外等,手心全是汗,只是盯着墙角的那棵海棠树。
陈主任出来,冲他招手。
他进去,胡公坐在那里,看着他说:“陈主任跟我讲了你的事。年纪不大,胆子不小。”
他站着,不知道说什么。
胡公笑了,说:“别紧张。往后好好干,有什么事,找陈主任。”
就这几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后来见过几次。有时在陈主任办公室,有时在别的地方。
都是办事,说完就走。胡公话不多,他也话不多。
结婚的时候,他送来了他的嘱托,他的祝福,胡公一直把他当作孩子。
再牛的特工,即使强如何雨柱,也比不上胡公一根手指头。
最难忘的是六二年那次。核桃刚几个月大,他带着刘艺菲和孩子去的。
胡公和邓大姐都在,还有陈主任。在花厅里,照了一张相。
那张相片,现在还在堂屋墙上挂着。
那是他这辈子最体面的一天。
六七年胡公看形势不对,把他送去档案馆避险,那里只有故纸堆,最安全。
邓大姐从病房里出来,看见他,点点头。
“来了。”
何雨柱点点头。
邓大姐说:“进去吧,他等你。”
何雨柱推开门,走进去。
病房里还有一个人,五十多岁,穿便装,站得笔直。
何雨柱认识——调查部的最高领导,姓汪。
胡公躺在床上,瘦得脱了相。
他走过去,站在床边。
胡公睁开眼睛,看见他,嘴角动了动。
“柱子来了。”
何雨柱嗯了一声。
胡公看着他,忽然说:“小汪,你先出去。”
汪同志点点头,退出去,带上门。
病房里只剩下三个人。
胡公看着邓大姐,说:“小,这个人,我交给你了。”
邓大姐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