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辆车子发动,灯光渐渐远去,停车场重新陷入黑暗。
李建国跪在地上,好半天才爬起来,腿软得跟面条似的。他扶着车门,大口大口喘气,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一百五十块。他上哪儿弄一百五十块?
他一瘸一拐地回到宿舍,翻箱倒柜,把藏在枕头底下、鞋盒子里、棉袄夹层里的私房钱全翻出来,一张一张数——四十六块三毛。还差一百多块。
他瘫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眼睛发直。
一百五十块罚款,工作没了,私房钱也没了。他拿什么养家?拿什么在县城混?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闷声骂了一句:“哪个王八蛋举报的我……”
骂完又缩回去,连骂人的力气都没了。他知道,这事儿要是传到村里去,他爹娘的脸往哪儿搁?
而那个举报他的人,此刻早已消失在夜色深处,连影子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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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李建国就从床上爬起来了。他一夜没睡,眼睛熬得通红,头发乱糟糟的,棉袄扣子都扣错了位。
他把宿舍里能卖的东西全翻出来。一块旧手表,是结婚时他娘硬让他买的,说当司机的没个表不像话。一块上海牌,花了八十多块,现在卖了顶多值四十。一件半新的中山装,是过年做的,还没穿过几回。一双皮鞋,也是结婚时买的。还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是他托人从省城带的,平时宝贝得很。
他抱着这些东西,跑到县城西街的旧货市场。天还早,摊子刚摆出来没几家。他挨个问,挨个砍价,被人压了又压。
“这表最多给你三十五。你看这表盘都磨了。”
“中山装?八块,不能再多了。”
“皮鞋倒是还行,十五。”
“收音机?啥牌子的?……二十,顶天了。”
他咬咬牙,全卖了。手表三十五,中山装八块,皮鞋十五,收音机二十,加上他翻出来的零碎——一个旧皮箱、两件换洗衣服、一把剃须刀、一个搪瓷缸子——全卖了。统共凑了八十三块。
加上原来的四十六块三毛,一百二十九块三毛。
还差二十块七毛。
他把兜里所有的口袋都翻过来,连个钢镚儿都没多出来。站在旧货市场门口,他只觉得天旋地转。就差二十块,就二十块!
他想过去借。可他在县城认识的人,哪个不是司机?哪个不知道他昨晚出了事?人家躲他还来不及,谁会借钱给他?
他又跑回宿舍,把门板卸下来看了看——空的。床板掀起来——空的。墙角那堆煤球扒拉开——啥也没有。他连窗户框子都摸了一遍,啥也没摸着。
最后他把棉袄脱了,里子翻出来,在夹缝里又摸出两块一毛。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他自己都忘了。
一百三十一块四毛。
还差十八块六毛。
他站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四下看了一圈,实在没什么可卖的了。墙角有个破暖壶,是公家的,不能卖。床上就剩一床被子,是运输公司发的,也不能卖。
他把那堆钱又数了一遍,一百三十一块四毛,分毫不多。
算了,差就差吧。能凑多少是多少。
他把钱用布包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抱着那床被子去车队的调度室还东西。调度室老赵正在喝茶,看见他进来,眼皮都没抬。
“赵师傅,我……我来还车。”李建国把车钥匙和行车本放在桌上,声音干巴巴的。
老赵瞥了他一眼,慢悠悠地放下茶缸子:“还车?你不干了?”
“不……不干了。”李建国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听说了。”老赵从抽屉里拿出个本子,翻开,“罚款交了吗?”
“还差……差一点。”李建国从怀里掏出那包钱,放在桌上,“还差十八块六赵师傅,您看能不能……”
“不能。”老赵打断他,把本子一合,“上面说了,一百五十块,一分不能少。少一分,按规矩办。”
李建国脸色发白:“赵师傅,我真的就这么多,您帮我……”
“我帮不了你。”老赵端起茶缸子,吹了吹浮沫,“建国,不是我说你,你干这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你收着点收着点,你不听。现在让人举报了,谁也保不了你。一百五十块,中午之前交齐,交不齐,你自己去跟上面说。”
李建国站在那儿,腿直打颤。他知道老赵说的是实话,谁也帮不了他。
“赵师傅,那……那我这钱先放您这儿,我再回去凑凑。”他把钱留在桌上,转身往外走。
“建国。”老赵在后面喊了一声。
他停下来,没回头。
“你把车上的东西还回去,车也还回来了,这事儿上面知道。你态度还算老实,罚款要是能交齐,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要是交不齐……”老赵顿了顿,“你自己掂量。”
李建国点点头,迈着发飘的步子走出调度室。
他站在运输公司大门口,看着街上人来人往,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回村里?不行!要是村里知道他这些丢脸的事情,而且还没工作了,不知怎么笑话他!
他蹲在马路牙子上,抱着脑袋,使劲想还能从哪儿弄那十八块六毛。
想了半天,想不出来。
最后他把心一横,站起来,往县城的南街走。那边有个老乡,开小卖部的,跟他是一个公社的,平时见了面还打个招呼。去找他借,借二十块,回头再还。
他走得很快,生怕自己反悔。到了小卖部门口,门开着,那老乡正在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