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是“三年困难”的峰值年。天灾的绝对值比一九五九还大,全国受灾约九点八亿亩,占耕地一半以上。那些数字在纸面上排列整齐,落到地上却是另一副模样——干裂的河床、枯死的麦茬、空空荡荡的粮囤。
山东境内十二条主要河流,汶河、潍河等八条断流。黄河下游济南、范县段三月和六月四十多天断流,河床露出来的地方,龟裂的泥块翘起边角,像一张张没合拢的嘴。春旱和夏旱连着,冀南、豫北、晋南、关中这一串“北方粮仓”基本全废了。田里的大片麦苗长到膝盖就停了,叶片从边缘开始干黄,一卷一卷地往里缩,最后整株枯成一根细长的干条,风一吹就断了,断口处是灰白色的,像是被火燎过。地头的农民蹲在田垄上,掌心捏着一把从五寸深的位置刨上来的干土,攥紧又松开,土块在指缝里碎成粉末,被风吹散在脚边,一粒都没留下。
六月到十月,台风登陆十一次,是常年均值近两倍。东部沿海粤、闽、苏、鲁、东北三省洪灾与台风连番叠加,海岸线上被反复冲刷过几轮的堤坝,在十月那场台风过后出现了多处豁口。海水倒灌进农田,把已经旱了大半年的土地又泡成了盐碱地。
一九六〇年入夏之后,四大直辖市的粮库亮起了红灯。北京存粮仅够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大米库存为零,辽宁十个主要工业城市平均只有八九天口粮。四大城市随时可能断顿,粮库的仓底已经扫过好几遍了,管理人员用长柄木刮把角落里的碎粮粒拢成一堆,装进麻袋里,那一袋还不够一个工厂食堂做一顿午饭。
七月十六日,苏联赫鲁晓夫单方面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一千三百九十人,废止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二百五十七个科技合作项目、十二项政府协定。撤走的时间点卡得很毒——正是一九六〇年北方大旱加上粮库见底的夏天,苏方明知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捅了这一刀。消息传开之后,“苏联逼债”的说法在民间甚嚣尘上,供销社门口排队买盐的人低声议论,说苏联人把专家撤走不算,还要把援助时期的钱连本带利全要回去。没人知道具体的数目,但每个人都在传,像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旧账,被重新翻出来晾在太阳底下。
李祖坐在沙上,面前那台丽的映声正在转播英国新闻。丽的映声是华人世界的第一家电视台,但目前还只是转播英国人的节目,所有内容都是英文,每天只播四个小时。屏幕上的播音员正在播报一条关于欧洲粮食市场的短讯,语平稳,语气公事公办,画面在他的瞳孔里映成一小片跳动的暗影。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有的还留着半截没抽完,烟嘴朝上,有的已经被按扁了,烟纸皱成一团,粘在缸底。他的手指间夹着一根刚叼上还没点的烟,烟卷在唇间上下弹了两下,没有划火柴。
文静姝从里屋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温水。她走到沙边,没有坐下,伸手轻轻拿走了李祖嘴角那根还没点的香烟,夹在自己指间,搁在茶几上另一只空碟子里:“想不通就给爸爸打个电话。儿子问老子,又不丢人。”她的语气很平,不像是替他做决定,更像是在提醒他一句他自己已经想过、只是还没动手去做的事。
李祖抿了抿嘴,低头看了一眼那只空碟子,又抬起来看着文静姝,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我不是怕丢人……我……”他顿了一下,把那个还没成型的句子换了一种方式放出来,“哎,我给老头子打电话。”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和沙垫之间出一声轻微的摩擦声,走到电话机前,拿起了听筒。
电话是张芳接的。她听起来有些意外,带着东北口音的声音从线路那头传过来,清晰中透着一点长途电话特有的失真感:“喂?我是张芳,您哪位?”
“四婶儿,我是李祖。”
张芳的语气明显高兴起来,像是听见了一张不太常响的旧门被推动时出的响动:“阿祖啊!稍等哈,我让你四叔听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她放下听筒的响动,脚步声走远,隔了一会儿脚步声又回来,然后是楚中天的声音接上了:“喂?阿祖,找你爸吗?你爸这会儿正忙着,要不我先……”
李祖连忙道:“呃……我爸……现在忙不忙?”
这话给楚中天问住了。他不知道该说芬恩忙还是不忙——芬恩这会儿正骑着马撵一条窜进桦树林的黄狗,那条狗是村里赵老八家的,叼了半只狍子腿从院墙豁口钻了出去,芬恩抄起马鞭就从马棚里跨了出来,一边追一边回头朝院里喊了一句“我去去就回”。楚中天站在院子门口,看着他那个大哥的背影消失在林子边缘,手里的烟卷烧了半截没弹灰,他低头看了一眼,又抬眼看了看方向,转身回了屋。要说忙吧,那是在撵狗;要说不忙吧,撵狗这活儿确实也需要集中注意力。他想了想,还是决定出去叫人,毕竟李祖打电话来应该是有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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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脚下的初秋比关内来得早得多。扎兰屯他们所在的那个村村口那排白桦树已经开始落叶了,细碎的黄叶从枝头飘下来,贴在地面上积成薄薄一层,踩上去沙沙地响。远处的山脊线被一层灰蓝色的雾气遮住了大半,只能看见最上面那一截深绿色的针叶林轮廓,像是被谁用铅笔在纸上轻轻描了一道又擦掉了,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
芬恩带着邦尼和楚中天两口子跑到关外,一开始是直奔哈尔滨投奔老韩家的。结果老韩家的几个儿子都跑去参加油田会战了,整个哈尔滨的房子里就剩一个已经退休的韩三炮在家看院子。韩老太太前几年走了,巧儿跟着大儿子去了大庆,嗯,就是以前的苏美洋。赛春红和郭老西两口子在齐齐哈尔,三炮一个人守着老宅,每天上午去松花江边溜达一圈,下午坐在院子里用旧报纸卷烟抽。
仨老头儿在哈尔滨碰头之后,韩三炮听完芬恩的打算,也没多问,只说了一句:“大兴安岭有的是东西,走,我陪你们去。”楚中天说那得找个落脚的地方,韩三炮想了想,说扎兰屯那边有个老战友在,盖中华,当年守安达的那个。仨老头儿一拍即合,带着老伴儿直奔扎兰屯。
到了扎兰屯,盖中华也已经退休了,在村东头三间瓦房住着,院墙根底下堆着整整齐齐的劈柴,木料截得一般长短,码成一面齐整的柴墙。他听见院门响,走出来看了两眼,先认出了韩三炮,又认出了楚中天,目光在芬恩那张红白参半的脸上停了一下,才咧嘴笑了一下,没说多余的话,只侧身让出门口:“进屋坐。”
住了两天之后,芬恩觉得他们这几个老头儿想进山打猎,走着去太费劲了。他琢磨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端着粥碗对盖中华说:“老盖,你能不能弄几匹马?走着进山太慢了,等走到林子口腿都软了。”盖中华想了想,说马的事得找人问,他有个老关系在内蒙古那边,以前打过游击的,路子野。
他说的那个老关系就是纳楚克·布仁巴雅尔。几十年前在东北草甸子里给苏美洋巡逻的蒙古骑兵队长,现在已经是扎兰屯北边牧场上一个满身草籽味的老人了。他听说楚中天和芬恩来了,二话没说,从自己的马群里挑出来五匹矮壮结实的蒙古马,又回家翻出几支老式的骑步枪,用油布包着递过来:“枪膛还是干净的,子弹我留了两盒。”他说完之后站在院门口拍了拍马脖子,对芬恩说了一句“你骑那匹灰的,脾气好”,然后翻身上了自己的马,在前面引路。芬恩跨上马背的时候,脚在镫子里踏了两下才踩稳,但他攥着缰绳的姿势是顺的,像是这匹马已经等了他好几天。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匹灰马的后颈,马耳微微转了一下又落回去了,他便没再调整,只让它沿着纳楚克马匹留下的蹄印的方向跟在后面。队伍就成了五个老头儿和五匹马,沿着大兴安岭南麓的草甸子一路往北走。
秋天的山林深处,风穿过针叶林的时候有一种干燥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远处翻一本很厚很旧的书。阳光从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面上切出细碎的光斑,光斑之间夹杂着褐色的松针和枯草末子,马蹄踩上去的时候会留下一道浅浅的凹痕,边缘的沙土被踩实后又从两侧轻轻滑落下去,把蹄印的边缘重新覆上一层半透明的薄土。松脂的气味贴地铺开,从树根附近的苔藓和腐土表面渗出来,随着脚步扬起的灰土一起升到膝盖的高度,绕着马腿和靴面转了两圈,然后被一阵贴着树根流动的冷风轻轻拨开。
不过芬恩进山打了一头狍子之后,还没等大伙把狍子收拾好,他就已经把功劳划到自己名下了。他站在那棵松树底下,一只脚踩着树根,一只脚踩着一截枯木,把那头狍子挂在树枝上,回头朝另外四个人扬了扬下巴:“看到没有?这就叫老当益壮。”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但嘴角的弧度一直没放下来,像是对着四个老伙计把一整天的体力和运气都摊开放到了树枝上。楚中天蹲在几步远的地方拨弄一处刚生出苔藓的溪口,没有抬头,但嘴角已经朝地上那头狍子的方向撇了一下,没接话。
虽然打断大哥显摆可能会挨骂,但楚中天觉得李祖打电话应该是有正事,还是走出去把兴致勃勃的芬恩叫进了屋。芬恩跨进屋门的时候,目光还在往窗外那棵挂着狍子的松树方向瞟,跨过门槛的动作比平时快了一拍,像是担心一转身那头狍子就会被人摘走挂到别人家的院子里去,又像是一个被喊回家吃饭的小孩,心里还惦记着巷口没踢完的半局球。
芬恩接起电话,第一句就把李祖问住了:“你咋知道这里的电话的?”他确实好奇——这村子没几户人家,电话线是村里自己拉的,号码只有林业站和村部知道,楚中天不像是会提前告诉他儿子这些细节的人。
李祖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语气里带着一种被亲爹这句话噎住了的委屈:“我妈跟我说的。爸……你就这么不想让我给你打电话吗?”他的尾音往下掉了一点点,不像是在抱怨,更像是用这句话来挡掉前面那句问话的来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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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恩拿肩膀夹着听筒,腾出手来在裤兜里摸了摸烟盒,抖出一根叼在嘴上。他看了一眼桌上那盒火柴没动,又收回了目光:“说什么屁话,我当然想你了,你可是我的亲儿子。”他说话的时候语比平时快一些,像是想把这句话说利索了然后赶紧挂电话。他的目光一直在往窗外瞟——那棵松树下的狍子还在原处挂着,但韩三炮已经在剥树皮了。
李祖问起了苏联撤走专家的事:“爸……我听楚河说,苏联人要账了?这债……”
芬恩把烟从嘴角拿下来,在电话机底座边上敲了敲,收回目光:“国内现在强调自力更生,这事你伸不上手。这债是国家之间的账,海外商人不能伸手去填平,那牵扯的不只是钱。你那边要是动了,那边账面上对不上,整条线反而容易露底。”他说话的时候语气放慢了一些,像是要把每个字都压实在电话线那头才递过去。
李祖连忙接过话头:“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想着,要是把咱家欧洲和美洲的罐头厂酒水厂产能拉满,然后运回国贴牌出口……”他的语快起来,像是已经把这套方案在脑子里翻来覆去过很多遍,只想挑最简洁的方式把框架递过去。
芬恩没有等他说完。他打断了李祖,语气里带着一种“这条路我早就替你走了一遍”的笃定:“罐头行不通。对苏出口罐头统一使用国营总公司管控的长城牌,每一间供货罐头厂都有苏联食品专家巡回驻厂,全程盯屠宰、蒸煮、装罐、杀菌流水线。海外成品罐头没有国内蒸煮、灭菌、原料入库台账,一抽样化验、一对生产记录立刻露馅。你就算把罐头运到港口,连码头都出不了。”
李祖在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又问:“那酒呢?”
芬恩把烟重新叼回嘴角,吸了一口:“全国所有酒厂、酒类产成品全部归专卖局统一管控,所有对外出口白酒、烈酒由国营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统一统筹。每一批出口酒都要登记原料来源、酵酿造车间、蒸馏班组、灌装流水线、出厂台账、粮食消耗台账,完整留存备查。欧美现成瓶装烈酒运进来,没有国内酵、蒸馏生产记录,台账对不上,粮食局、专卖局联合核查一眼露馅。对苏出口实行年度定额产能计划,各省酒厂每年上报产能、消耗玉米杂粮总量,出口总量严格匹配粮食消耗。如果凭空多出几十倍出口烈酒,账面会出现致命漏洞——本地粮仓玉米消耗量根本支撑不了这么大产量,审计直接定性造假,整套‘酒中仙’隐蔽储粮网络会全盘清查。”
他把烟灰磕在桌沿上,烟灰在桌面上落了一小撮碎末,像是排了一列细密的省略号。他没有急着继续往下说,而是等电话那头那套方案彻底落地停稳了,才开口:“你找郭建业问问基酒是怎么归类的。”
李祖顿了一下,把那两个字在脑子里翻了一面:“基酒?”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这个词我听过但没从那个角度放过”的迟疑,像是手里捏着一张看过几次的卡片,忽然被提醒应该翻到背面去看一眼。
芬恩把烟从嘴角拿下来,在桌沿上按灭了:“散装基酒按说应该归类为工业原料、酿酒原料,不属于成品消费品。你把这个口子走通,剩下的自己盘。”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没有再补更多的解释,像是一个人在一张地图上划了一条线,画完之后就把笔搁下了。
李祖的声音从听筒那头传回来,这次利落了一些,像是已经从那句话里找到了下一步该走的方向:“好,我明白了。”
挂了电话之后,李祖把听筒搁回机座上,手指没有立刻松开,在机座边缘停了两秒,像是在把那句“基酒归类”重新放回脑子里,又顺着它的轮廓往前多摸了一层。
他打了五六个电话才联系上郭建业,那头先是一阵电流噪音,接着是郭建业的声音,带着一张翻到一半的文件纸面被重新合上的响动。
郭建业听完李祖的话,沉默了片刻,像是在把具体的品类编号和报关流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给了肯定的答复:散装基酒归类为工业原料和酿酒原料,不属于成品消费品。
这意味着李祖可以把海外进口的廉价高浓度基酒,在国内酒厂搭配白糖、少量杂粮酒勾兑调配,在国内厂区分装、贴本土酒厂商标,出具中国商检原产地证书。
这样做对外口径完全合规,成品烈酒最终加工、灌装、成型全部在中国境内完成,符合中苏贸易国产出口认定标准,商检和原产地证在纸面上没有任何瑕疵。
而且产能逻辑也是自洽的——进口大量廉价基酒作为补充原料,不用无限消耗内地稀缺的玉米口粮,既能拉满出口产量,又能封存全部粮食原料转为口粮,守住“酒中仙”双用途底线。
李祖挂了电话,把听筒搁回机座上的时候,手指松开的度比刚才慢了半拍,像在确认那根线不会再被自己提起来。
他站在桌前又看了一会儿窗外,结志街的暮色正在从街角往巷口退,对面的烧腊店已经亮了灯,阿昌正在把最后一排烧鹅从炉子里取出来。
他端起桌上那杯放凉了的水喝了一口,杯沿贴着下唇的时候停了一下,杯底搁回桌面的时候,他嘴角微微翘起了一个很小的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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