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
那天清晨,德国人的坦克越过了波兰边境。不是试探,不是摩擦,是铁与火的洪流,从三面涌入,把波兰的田野、村庄、城镇碾成碎片。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尖啸着从云层中扎下来,机翼下的防空警报器出刺耳的呜咽声,像一整个国家在哭泣。波兰骑兵骑着马冲向坦克,马刀在阳光下闪了最后几下,就连人带马倒在铁丝网前面。
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欧洲全面铺开。硝烟从但泽走廊蔓延出去,像一块墨水滴进水里,迅染黑了整张欧洲地图。伦敦的白厅彻夜灯火通明,巴黎的陆军部走廊里跑动着气喘吁团的传令兵,柏林的威廉大街上一辆接一辆的黑色轿车进进出出,车门开关的声音从清晨持续到深夜。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是二战法西斯国家,后世的网友对德国的观感要比日本强得多。
道理很简单——打仗这事儿,讲究个“师出有名”。
一战战败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极尽压榨,割地、赔款、军备限制,民族积怨极深。德国人把面包店倒闭归咎于赔款,把失业归咎于外国资本,把魏玛共和国的软弱归咎于凡尔赛体系的枷锁。希特勒上台后借复仇情绪扩张,本质上是在利用积压了十几年的民怨,把德意志民族从屈辱中重新拉起来。这是旧仇叠加霸权争夺,是欧洲列强间的百年恩怨、势力洗牌。
德国后来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对立、地缘边界冲突、东欧势力范围争夺。双方前期签过互不侵犯条约,实则互相提防。斯大林不信希特勒,希特勒也不信斯大林,两个人握着手笑的时候,各自在桌子底下攥着刀。德国突袭苏联,是赤裸裸的生存空间掠夺和意识形态对抗,属于两大强权的正面碰撞。
欧洲各方是列强混战、旧怨爆、抢地盘争霸权,彼此都有历史纠葛与利益冲突。狗咬狗一嘴毛,很难说谁对谁错。法国人和德国人打过多少次仗了?英国人跟法国人又在海上争过多少年?这些恩怨不是一代人能算清的,也不是一代人能放下的。
而近代中日并无足以引全面战争的世代世仇、领土旧怨。日本动侵华战争,纯粹是军国主义为掠夺资源、扩张殖民地、妄图吞并中国的单方面入侵。没有旧账要算,没有领土要争,没有民族仇要报——就是一个强盗闯进了邻居家里,看见东西好,就想把整个房子占下来。中国自始至终是被动抵抗,目的只是保家卫国、驱逐侵略者,和欧洲“列强互斗、旧仇清算”的性质完全不同。
欧美各国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这种歧视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几百年殖民历史、奴隶贸易、工业革命堆积起来的傲慢,刻在白人的骨头里,洗不掉,刮不净。明治维新后日本跻身列强,但在欧美白人主流认知里,始终是黄种后起者,带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不被视作平等伙伴。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团坐在英美法意代表的下,言的时候没有人认真听,提案的时候没有人认真讨论,签字的时候没有人认真看。
一战时日本站队协约国,趁机攫取山东权益。欧美各国表面拉拢,私下普遍鄙夷其“趁火打劫、小家子气”。英国人私下说:“他们连自己邻居的饭都抢。”法国人说:“这不是盟友,这是秃鹫。”美国人更直接:“他们从来就不是我们这一边的。”
纳粹奉行雅利安人至上的种族理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直接将日本人划为“劣等民族”,只是认为其比当时被他们鄙夷的中国人稍强一点。在德国人眼里,日耳曼人是顶级民族,日本只是可利用的工具;即便后来敬佩日军的作战韧性,也始终带着“白种人对黄种人”的偏见。德日混血、在德日通婚者都曾遭受歧视,被邻居指指点点,被同事冷嘲热讽,走在街上会被不认识的人拦住问:“你怎么跟一个日本人结婚?你是认真的吗?”
偏偏日本人又以东方第一自诩,这就更招人烦了。他们觉得欧洲人歧视他们是“白人的傲慢”,转头自己对亚洲邻居的态度却比欧洲人更狠。这种“我被人欺负,所以我就可以欺负别人”的逻辑,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芬恩的一封电文,见效贼快。
各国的政府和执法机构,都乐得看日本人的热闹。伦敦的苏格兰场把日本侨民的报案单压在档案柜最底层,巴黎的警察局把日本领事馆的照会转了两圈又送回收室,阿姆斯特丹的港务局对日本商船的靠岸申请审批度慢了整整三倍。没人承认自己在故意拖延,但也没人急着加快。
洪门弟子开始疯狂袭击日本极道组织。巷战、夜袭、码头伏击、仓库纵火——能用的手段全用了,能杀的一个不留。洪门人多,地头熟,几十年的根基不是白扎的。日本极道在海外立足本就靠领事馆和军部撑腰,现在领事馆的照会没人理,军部的军舰开不过来,他们像被拔了牙的老虎,空有一身力气,使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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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的一个日本商社老板在自家门口被套了麻袋,拖进小巷子,被打断了两条腿。事后他描述凶手的口音——广东话。旧金山的一家日本料理店被人纵火,消防队赶到的时候火已经烧穿了屋顶,隔壁的中餐馆毫无损。西雅图的码头上有三个日本搬运工“失足”落水,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当地警方以意外结案。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怎么定义这些海外侨民是不是极道组织?
纹身和断指?那只是极道组织考验底层的手段。北条父子就没有纹身,也没有断指。他们是正经的“实业家”——至少护照上是这么写的。但谁都知道,北条组的军费是从哪里来的。那些商社、贸易行、渔船队、货运码头,表面上挂着株式会社的招牌,暗地里是军部的情报站和物资转运点。
世界各地的洪门,门徒良莠不齐。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洪兴、东英、和联胜、三联帮等主要帮派,全部沿用洪门的职位、暗号、仪式体系。虽然只是借用洪门名号、规矩、架构,但实打实的都算洪门的人。洪门不乏乌鸦、韩宾之流。这些人打起仗来是好手,但论纪律、论规矩、论“什么人该杀什么人不该杀”,他们的标准跟李希龄不一样。李希龄会在动手之前查三天,确认目标确实是极道成员,确认没有伤及无辜,确认收尾干净。乌鸦不会。乌鸦在巷子里看见一个日本老头穿着和服走出来,不管他是不是极道,先打一顿再说。
这帮大聪明们一琢磨:分不清就不分呗。日本侨民有钱啊。因为筹措军费的原因,他们很多都是经商的——商社、贸易行、渔船队、货运码头,盘根错节,油水大得很。一个日本商人的保险柜里可能装着整条街的房租,一个日本渔船的船舱里可能藏着够武装一个连的军火,一个日本料理店的账本上可能记着整座城市侨民的名单。
于是,他们的分辨逻辑就变成了:十五岁到五十岁,男性,有钱。满足这三条的,就是目标。不查身份,不问背景,不看护照,不核对名单。遇见就杀,杀了就跑。
反正有总盟证在上面顶着,只要不伤平民,警察也不管。警察乐得清闲,甚至有人悄悄给洪门通风报信——谁家的仓库进了一批货,谁家的船什么时候靠岸,谁家的儿子今晚在哪个酒馆喝多了。以前这些消息卖给日本人,价钱不低;现在卖给洪门,价格更高,还落个人情。两头吃,两头不亏。
而且——抢劫来钱真快。一次入室洗劫的收获,顶得上在码头扛半年大包。干一票就能歇三个月,干两票就能回老家盖房子。这对那些吃不饱饭、找不到工作、看不到出路的人来说,诱惑太大了。
这一下,各路牛鬼蛇神全冒出来了。
白人亡命徒、东南亚土匪、欧洲游匪、海盗、水手、偷渡团伙、职业杀手……这些人平时就游走在灰色地带,有的打零工,有的吃牢饭,有的在码头上等活儿,一等就是一天。他们的生活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没有人在乎他们死在哪里、埋在哪里。现在有人告诉他们:杀日本人有钱拿,没人管,杀了就跑——他们的眼睛都绿了。
半夜劫杀,入室洗劫,丛林埋伏,码头闷棍。干完直接消失。船一开,人进了公海,追都没法追。纽约的日本商社老板早上起来现门锁被撬了,保险柜空了,守夜的雇员被人用胶带绑在椅子上,嘴被封住,眼睛蒙着,从头到尾没看清是谁干的。洛杉矶的一家日本澡堂子被人扔了燃烧瓶,烧死了两个搓澡工。凶手从后巷跑了,监控?那个年代的街角连路灯都不全,哪来的监控。
然后出现了一个完美的犯罪环境:
只要死的是日本青壮年男性,只要现场没有目击者指认凶手,所有人第一反应:洪门干的。
不需要证据,不需要动机,不需要作案时间。死的是日本人,就是洪门干的。警察在报告上写“疑似帮派仇杀”,检察官在起诉书上写“证据不足不予起诉”,法官在判决书上写“被告无罪当庭释放”。没有人追问,没有人质疑,没有人觉得不对。
日本人开始向全球各国的政府照会,抗议——当然,没什么卵用。
你们侵略中国,在中国搞屠杀,海外华人气不过报复你们,我们有啥办法?咋地,你们还想让我们帮你们侵略?
各国外交部的回复如出一辙:我们会依法调查,严惩凶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调查是查了,凶手是没找到的,案子是搁置的,卷宗是落灰的。日本领事馆的外交照会一封接一封地,各国外交部一封接一封地收,收完归档,归档完忘了。偶尔有年轻的外交官问:“这案子我们不跟进吗?”老外交官头都不抬:“跟进什么?你跟进得完吗?他们死的人还没中国人被他们杀的多。”
富兰克林放下手中的文件,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他靠在轮椅里,目光落在芬恩身上。芬恩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在指间转来转去。他的大衣没脱,领口敞着两颗扣子,露出一截深色的毛衣领子。窗外的天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落在他的脸上,明暗交替的条纹把他的表情切成好几块,让人看不清他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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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么搞……华人也不好过啊。”
芬恩笑了笑,眯着眼,把烟叼在嘴里,摸出火柴,划着,点着。火柴棍在指间烧了一截,他才甩灭,扔进烟灰缸里。烟头的火光亮了一下,暗红色的光映在他的手指上,指节粗大,虎口有薄茧。
“华人的底层劳工、偷渡者、洗衣工、商贩、码头苦力,没国籍、没保护、没领事撑腰、被白人歧视、被黑帮欺压,随便死都没人管,死亡率极高。而日本人——有日本领事馆、侨民会、财阀、极道、军部情报网兜底,受当地政府一定优待,安全得多。”他吸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孔里慢慢喷出来,在两人之间的空气里散成一小团灰白色的雾。那团雾飘了一会儿,撞上墙上挂着的美国国旗,散开了。
“以前华人死了白死,日本人出事有人撑腰。既然如此,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把日本人鞋脱了,大家拉到同一水平线——光脚互砍,谁也别穿鞋。”
富兰克林闻言咧了咧嘴。他的嘴角往右边扯了一下,像是牙疼,又像是想笑但没笑出来。他重新戴上眼镜,拿起桌上的文件又看了一眼,放下,又拿起来,又放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出沉闷的“笃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