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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6章 逃港（第1页）

五月初，港督柏立基确实没看懂陶着那一手撤哨的操作。在他收到的全部报告中，没有任何一条能说明中方主动撤掉边境岗哨的逻辑——边防撤了，口岸空了，铁丝网卷到路边堆着，人潮一夜之间涌过深圳河。他坐在港督府的书房里，把几份汇总的电报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拿起电话，让秘书转接布政司署。

他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这种大规模的逃港事件也十分疑惑，要求香港方面进行详细报告，甚至请了英国军情五处协助调查。注意，是请英国情报机关，不是请广东省政府——这个细节很关键：港英第一反应是把这事当而非饥民求生来处理。在他们看来，中方的撤哨行动更像是某种有组织的人口输送，而不是基层干部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变通。

他下令组织大规模搜查。除了被称为穿山甲的巡逻郊野村庄的警员小组，一批便衣警员也被派到新界调查从内地偷渡来的非法入境者。直升机从启德机场起飞，沿着深圳河贴地飞行，桨叶的声响压过水面的风声，把河岸两侧的人影驱散成一片散落的黑点，又在下一个弯道重新聚拢。被称作移民局的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对逃港者逐一登记审查——登记过后，再到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请求签证，由调查组认可，三个月后就可以领取正式身份证。

五月前十天，约一万名逃港者在香港被捕，基本都是广东人。他们被从新界的村落和山脚草棚里带出来，排着队登记姓名、籍贯、来港时间，然后放临时收容编号。有人的编号写得潦草，登记员把笔尖在纸面上顿了一下又划掉了重写；有人报完籍贯之后被问到来港原因，嘴唇动了一下，把目光移开了，登记员没追问，只是继续往下写。

但柏立基没想到的是，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刚刚升任香港岛总探长的雷洛，和九龙总探长蓝刚，第一时间不是去新界抓人，而是去了结志街。两人下车之后穿过美记一楼的门厅，脚步比平时快了一截，上楼梯的时候蓝刚的手扶了一下栏杆，雷洛没有扶，步子不停。到二楼的时候门已经半敞着，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像是已经聊了一阵了。

李祖办公室里已经有不少人在了。墙边的椅子上坐着霍英东，手里端着一杯茶，杯沿搁在膝盖上没有喝。包玉刚靠在窗台边，目光落在墙上的时钟上，没有看人也没有看窗外的街面。项燕坐在靠里的沙上，旁边坐着陈学文的长子陈振东。李祖坐在办公桌后面，桌前那把待客椅上坐着两个上了年纪的人——一位头花白，穿着一件洗得白的深灰色中山装，领口扣得端正；另一位穿着深色对襟衫，袖口翻了一道，露出一截白色的衬里，手指搭在膝盖上，骨节粗大，看得出常年在桌案上写字。

李祖看到雷洛走进来，咧嘴笑了，像是早就料到会在这个时间见到他。他把烟从嘴角拿下来，在桌沿上磕了磕灰，语气随意但带着一种你来了就好的笃定：别人都说雷老虎现在威风八面，春风得意。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雷洛闻言先是微微一怔，然后笑了。他站在门口没有急着往里走，先侧过身让蓝刚进门，然后自己跟进来，把外套的扣子解了一颗：我是三太子在香港的第一个朋友的嘛。朋友当然只讲交情了……讲对错是法官的事。况且阿祖做的事情一向都是对的，我不帮你难道帮那些鬼佬啊？

李祖笑呵呵地对身边那个人说了一句：怎么样，陈会长，我说过阿洛是自己人的吧？说完他也没等那人回话，转头对雷洛和蓝刚介绍道：阿洛，阿刚，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这位是陈耀彩陈生，港九工会联合会会长。这位是高卓雄高生，中华总商会会长。他顿了顿，像是想到了什么，又补了一句，你们是同乡来的。

霍英东在一边眨了眨眼，放下了那杯一直没喝的茶：我记得阿洛是潮汕人吧？陈会长是宝安人，高会长是南海人——你这怎么论的同乡啊？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你这账算得不对的好笑。

李祖吸了吸鼻子，叼上根烟，火柴在指间划了一下，点着了，吸了一口，烟雾从嘴角溢出来。他把烟拿下来，语气坦然得像是在陈述一件他早就认定的事：那还不都是广东人？在我这个山东人看来，你们都是老乡啊。他说得理直气壮，项燕在一边咧了咧嘴，像是没忍住要接话，但话到嘴边又换了个方向：阿祖……你什么时候成了山东人了？

李祖得意洋洋地瞥了项燕一眼，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法：我爷爷在山东长大的，我爹在北京长大的。所以我可以是山东人，也可以是北京人。他把烟叼回嘴里，烟雾又冒出来一截，像是一个小型的闭幕礼花。

陈耀彩在一边调笑了一句，语气不紧不慢，像是顺手接过一根线头又往另一个方向扯了一下：那你是不是还可以是美国人，还可以是香港人啊？

李祖叼着烟想了想，烟雾从嘴边散开又聚拢，他像是真的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一种这个真不行的笃定：美国人就算啦。黑头黑眼睛，也不像美国人啊。他把烟从嘴角拿下来，在烟灰缸边沿磕了磕，还是香港人吧……就当我入赘静姝家了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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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卓雄闻言忍俊不禁，笑声在办公室里荡了一下才收住：阿祖，你这么说，不怕芬恩先生骂你啊？他说话的时候手指在膝盖上轻轻点了一下，像是用这个动作把笑意稳住了。

李祖瘪了瘪嘴，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转了一下烟头让它自己熄灭，声音里带着一丝这事我最有言权的无奈：我爸才不操心这些呢……他顿了顿，像是在想一个合适的例子来说明他爹现在到底有多不管事，昨天我跟我妈打电话，你猜我爹现在在干啥？一群人都很好奇芬恩这位传奇大佬现在在做什么，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李祖身上。李祖悠悠地叹了口气，像是自己也被这个答案镇住了：他在大兴安岭的林子里，找到好几个松鼠过冬存粮的树洞，然后他都给掏了……然后好几个松鼠现在赖上他了，跑到他屋里过冬……我妈嫌弃他，让他自己一个屋睡。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出一阵笑声——霍英东把茶杯搁在桌面上，杯底磕出一声脆响，肩头还在抖；包玉刚靠着窗台，嘴角的弧度已经压不住了，一只手按着腰侧，像是怕自己笑岔气；连最稳的陈耀彩都忍不住咳了一声，用手背掩了一下嘴角。

笑声渐渐歇下去之后，还是最年长的陈耀彩最先收住了表情，清了清嗓子，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按了一下，像是在给这个屋子重新划定一下句子的边界：好了……好了。芬恩先生毕竟是前辈，大家要保持尊重。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们笑归笑但不能太过分的分寸。

李祖撇了撇嘴，把烟搁回桌沿上：“陈生高生，你们以后管我爸叫李富明就好，他喜欢中国人这么叫他。芬恩那是外人叫的。”

陈耀彩闻言微微一怔。他端茶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一下，然后把茶杯放回桌面上，杯沿搁平了才松开手指。他沉默了一会儿，像是把那句话翻了个面看了一下背面，然后开口的时候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尾音沉下去一点，像是一根线头被轻轻扯了一下又放下了：“富明兄……不容易啊。”

那话不重，但落下去之后，办公室里的声音像是被人调低了一档。

众人说说笑笑一阵之后，蓝刚率先忍不住声道：“李生啊……鬼佬让抓移民……我们该怎么做啊？”他问得直接，没绕弯子，像是在等一个明确的指令，说完之后把身体的重心从后脚换到了前脚。

李祖双眼微眯，把烟从嘴角拿下来，在指间转了一圈，又重新叼回去：“柏立基那个三个月给身份证的政策，无非就是给北边面子罢了。他一边抓人，一边身份证，这无非就是商人思维作祟，权衡利弊。所以你们明面上该做事就做事，不过对乡亲们该松手就松手就好，鬼佬一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他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吐出的烟雾在午后从窗户斜照进来的光线里缓缓散开，“他们不敢得罪北边的。”

蓝刚闻言咂了咂嘴，像是在回味李祖话里的意思。他的目光落在地板拼缝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没有说话，但肩膀线条比进门时松了些，像是已经在心里把下一步的力度和分寸大致比划了一遍，才把目光从地板上抬起来。

五月十三日，政策又变了。港英政府宣布暂停放所谓人情纸，所有偷渡入境者在边界被截获后立即遣返。《星岛日报》刊出报道，标题是《当局商定决策必要时调驻军加强封锁》——“鉴于大陆逃港的难民不断从新界边境涌入本港，此间的高级官员连日举行会议，必要时将使用军队。”纸面上的字排得密，像是已经提前预备好了一道门，只要向一边推到底，就能把另一边的路彻底堵死。

五月下旬，港英在边界每五十英尺设置一个哨位，警戒线向内地一侧推进了几百米。动用了警察、军队共约五千人，上百条警犬，十八架直升机，上千警察在边界手牵手结成人墙——警棍打、警犬咬。铁丝网新铺了两层，三米高，顶部带倒钩；夜间探照灯从岗楼顶部扫下来，照亮一段一段的田埂和界河岸边的草丛，光柱移开之后影子重新合拢，像有人在水面上抹了一道又擦掉。借用粉岭警察训练营集中管理被捕的难民，提供粮食和医疗服务，并与内地边防部门协商安排遣返工作。

五月二十日以后，大规模逃港潮有所平息，但每日仍有三四千人过境。还生了被遣返者跳车自杀的事件——有人在遣返途中挣脱押送，从行驶的卡车上跳下来，摔在路基下面，被后面车队的灯光照着，缩在碎石和杂草之间，不再动弹。遣返车队停下来了一会儿，有人下去看了一眼，又回到车上。

然后政策又变了。大规模逃港人群减少之后，港英政府除了继续查捕隐匿民间的逃港者外，再次宣布：逃港者经审查可以获得身份证。像是在一道门缝里留了一线余地。

华山，不是五岳那个华山。这个华山位于香港上水，在深圳河以南到香港市区之间的中间地带，是逃港者从边境进入市区的中转站。一九六二年还是未开的山头，山上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灌木丛生，灌木的枝杈在雨季长得很快，藤蔓缠住已经干枯的树干，垂下来遮住整片地面，有些地方行人走进去要弯着腰才能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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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华山上聚集了三万多名逃港者。他们衣衫褴褛，蹲在灌木丛和树根底下，有人靠着树干坐着，有人用外套垫在身下躺在落叶层上面，有人趴在山涧边掬水喝。孩子哭叫，大人沉默，偶尔有人喊一个名字从山坡这头传到那头，没人应答，又喊一遍，声音哑下去，不再传了。有人已经因为脱水死在了山上，遗体被同路人拖到一棵大树底下，用外套盖住脸。没人记得先停在哪里，也没有人来得及记下那张脸最后挨着哪一棵树根。

据香港媒体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十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生联系——等于牵动三十万香港市民的心。在当时香港三百万人口中，平均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华人报纸的标题不用太多修辞，光是三万人在华山五个字就已经够重了，重到每天傍晚报摊上的报纸卖得比平时快一倍。

商人底色的港英政府理解不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他们调集了三千警察，打算大规模驱赶这些人。命令下达之后，警车从上水方向沿着山路开进来，停在山的另一侧，有人在车旁展开地图，指了几个方向，又合上了。

然后出现了香港历史上着名的华山救亲。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去保护那些逃港者。有人骑着自行车来的，车后座绑着竹筐和塑料桶；有人乘渡轮穿过维多利亚港，又从九龙换乘巴士到上水，下车后步行进山；有人什么都没带，只穿着一件旧外套走过来，站在山脚下面等着，像是一道没被记入名册的边线，贴着另一道更松的界缝慢慢靠拢。

他们带着食物、衣服、药品和淡水，在华山脚下排成长长的队伍，没有喊口号，没有举旗，只是站着，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等着另一双手接住。四五千市民蹲在山下守了一整夜，露天卧睡，山风带着草叶的气味从树冠之间穿过，有人裹着外套靠着行李睡了一会儿，有人坐了一整夜没有合眼。

市内不少歌舞厅和娱乐场所都熄灯闭门以示同情，像是整座城市在一夜之间想起了还有一片山头不属于任何人的地图，每一条通往它的路都在同一夜亮起了灯。

那座山头的轮廓从远处看过去，在夜色中沿着天际线慢慢暗下去，又沿着另一侧渐渐亮起来，像是在同一个晚上被两段时间的边界先后描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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