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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昆曲（第1页）

水磨调里六百年，昆曲的黄金时代与寂寞黄昏。

万历年间，江西临川的一座书斋里，一位头发花白的文人正握着笔，在纸上落下最后一个字。他面前摊开的，是刚刚写就的《牡丹亭》——一部后来让无数才子佳人、闺阁少女为之落泪的传奇。写罢，他搁下笔，望着窗外初春的庭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叫汤显祖，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九岁。他不知道的是，他刚刚写下的这部戏，将在接下来的四百多年里，成为中国戏曲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而承载这颗明珠的，是一种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声腔——昆曲。

昆曲的故事，说到底，是一部文人的梦。这个梦，从元末明初的江南水乡开始，穿过明清两代的兴衰，在民国乱世中渐渐残破，又在当代成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它从未真正死去，却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一个曾经万人空巷的剧种，如何走过它的黄金时代，又如何在历史的拐角处，一步步走向寂寞的黄昏？且让我们从头说起。

起源昆山腔的诞生。

昆曲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答案很明确：元末明初。它的发源地，是今天江苏省昆山市一带——那时叫昆山。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但江南一隅因为张士诚的割据，反而相对安定，市井繁荣，民间艺术也随之兴盛。昆山当地流行着一种土腔土调的地方小戏，用方言演唱，粗朴天然，这便是昆曲最早的雏形，史称“昆山腔”。

真正把昆山腔从“土戏”提升为“雅乐”的，是一个叫魏良辅的人。他是嘉靖年间的江西人，流寓太仓，酷爱音律。当时的南戏诸腔中，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各有所长，但魏良辅偏偏对昆山腔情有独钟。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足迹不下楼十年”，潜心研究南曲的宫调、字音、板眼，又吸收了北曲的精华，终于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声腔——水磨调。所谓“水磨调”，就是取其细腻婉转、如水流磨洗之意。这种新腔讲究“字正腔圆”“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判若两人。从此，昆曲不再只是乡野小调，而成为文人雅士案头清赏的艺术。

梁辰鱼是第一个用这种新腔写戏的人。他的《浣纱记》以西施和范蠡的故事为主线，把水磨调搬上了舞台。这出戏一演，竟然“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苏州城的年轻人争相传唱。昆曲，从此有了自己的第一个高峰。

为什么会是昆曲？地域与文化的秘密。

昆曲代表哪个地方的戏曲？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江苏苏州（以昆山、太仓为中心）。但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地方，孕育了中国最精致的戏曲？

苏州从宋代开始就是中国的经济文化重镇。到了明代，这里是全国丝织业中心，市镇繁荣，富商云集。更重要的是，这里是科举重地，进士辈出，退休的官员、落第的文人、附庸风雅的富商，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他们有钱，有闲，有品味，也有话语权。他们不喜欢弋阳腔的“锣鼓喧天”，也不满足于海盐腔的平直，他们要的是“细”到骨子里的美。水磨调恰好满足了这种审美需求——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像园林里的太湖石，经过千锤百炼，瘦、皱、漏、透，内敛而丰富。

同时，苏州的园林也为昆曲提供了最佳的演出场所。厅堂里、水榭边、假山旁，一支笛、一面鼓、几件丝竹，演员与观众近在咫尺，没有音响的隔阂，演员的一颦一笑、一唱三叹都直接送入观众的耳目。这种“沉浸式”的观演关系，是昆曲“雅”的物质基础。后来的戏园子越来越大，昆曲的“细”就有些藏不住了——那是后话。

辉煌时刻：从《牡丹亭》到《长生殿》。

如果说魏良辅是昆曲的奠基人，梁辰鱼是第一块里程碑，那么汤显祖就是昆曲真正的灵魂。他的“临川四梦”——《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把昆曲从“好听”推向了“深刻”。

《牡丹亭》讲的是一个“情”字。杜丽娘梦中与柳梦梅相会，醒来后寻梦不得，相思而死，死后魂魄又与柳梦梅相恋，最终还魂复生。这个故事在今天看来近乎荒诞，但在明代，它是一颗炸弹。因为它喊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那个礼教森严的时代，这部戏让无数闺阁女子心碎。传说娄江女子俞二娘读《牡丹亭》后，愤惋而亡；杭州女伶商小玲演《寻梦》一折，唱到“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时，泪随声下，气绝而亡。这些传说真假难辨，但足以说明《牡丹亭》的感染力。

汤显祖之后，昆曲进入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万历到清初的一百多年里，传奇作家辈出，作品浩如烟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洪北孔”——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

《长生殿》讲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把李杨故事写到了极致。“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这出戏里，爱情与国家兴亡纠缠在一起，既有“缓歌慢舞凝丝竹”的繁华，也有“六军不发无奈何”的悲凉。洪昇三易其稿，把这部戏写成了昆曲的巅峰之作。可惜，他因为演出《长生殿》触怒康熙，被革去国学生籍，一生潦倒。

《桃花扇》更绝。孔尚任借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写南明的覆亡。“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出戏里，爱情只是引子，兴亡才是主题。据说康熙看了《桃花扇》后，深夜遣人索要剧本，看到“胜国之感”处，竟为之叹息。两部戏一南一北，把昆曲推上了“国剧”的地位。

这个时期，昆曲的辉煌还体现在它的传播范围上。从苏州出发，昆曲沿着运河、长江，传到了北京、南京、杭州、扬州，甚至传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北京城里，从皇宫内院到王公府邸，从会馆戏楼到胡同深处，处处可闻笛声。康熙、乾隆都是昆曲的爱好者，宫廷里设有专门的“南府”来管理昆曲演出。扬州盐商更是养着家班，排演全本《牡丹亭》，一掷千金。

昆曲还催生了一大批着名的表演艺术家。明末清初，有“苏州派”的李玉、朱素臣，有以演《西厢记》红娘着称的“红娘王”陈圆圆（对，就是那个陈圆圆），有“南曲第一”的苏昆生。到了乾隆年间，有“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为之捧场的“王三姑娘”，还有“昆曲第一老生”的计镇华——当然，那是当代的事。这些名字在正史里往往只有寥寥数笔，但在当时的观众心中，他们是真正的明星。

故事昆曲都讲了些什么？

昆曲讲述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爱情。这是昆曲最擅长、也最动人的题材。《牡丹亭》的“情至”、《西厢记》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玉簪记》的“琴挑”、《长生殿》的“密誓”，无一不是缠绵悱恻、荡气回肠。昆曲里的爱情，往往带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杜丽娘可以为情而死、为情而生，这在现实中当然不可能，但在昆曲的舞台上，观众宁愿相信它是真的。这种“梦”，是昆曲的灵魂。

第二类是历史与政治。《桃花扇》是代表。《鸣凤记》写严嵩父子专权，《清忠谱》写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斗争。这些戏里，有忠奸之辨，有兴亡之感。昆曲的文人作者，往往借历史故事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感慨。所以昆曲不只是“才子佳人”，它也有“铁板铜琶”的一面。

第三类是世情与哲理。汤显祖的《南柯记》《邯郸记》写的是“人生如梦”的彻悟；《鲛绡记》写的是人情冷暖；《十五贯》写的是冤狱与平反。这些戏更贴近现实，也更能让人在戏散之后，长久地沉默。

当然，还有一类是神怪与民间传说。比如《雷峰塔》（白蛇传的故事），《西游记》的某些折子戏。这类戏往往热闹好看，是昆曲里的“商业片”。

总而言之，昆曲的故事库，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社会所有的情感与思考——爱情、忠孝、生死、功名、恩怨、轮回。它用最精致的形式，讲述着最普遍的人生。

落幕时刻花雅之争与昆曲的衰落。

盛极而衰，是世间万物的规律。昆曲的辉煌持续了一百多年，到了乾隆年间，危机已经悄然降临。

危机来自一个叫“花部”的对手。所谓“花部”，是指昆曲以外的各种地方戏曲——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二黄调等等。这些声腔来自民间，语言通俗，节奏明快，故事火爆，武打精彩，深受普通百姓的欢迎。而昆曲呢？它太“雅”了。一个剧本动辄四五十出，唱一晚上还唱不完；唱词全是文言，没有注释根本听不懂；节奏缓慢，一个字的腔要转几十个弯，急性子的人根本坐不住。更重要的是，昆曲的观众群体——文人士大夫——正在衰落。乾隆以后，文字狱愈演愈烈，文人不敢写戏；同时，商人的审美趣味也在变化，他们更愿意捧花部的名角，因为那更“带劲”。

这就是戏曲史上着名的“花雅之争”。花部是“花”，雅部是昆曲。争的结果是：雅部输了，花部赢了。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为乾隆祝寿，此后徽班在北京扎根，逐渐吸收了京腔、秦腔、汉调的精华，最终形成了京剧。京剧一诞生，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昆曲的观众被大量抢走，许多昆曲演员改唱京剧，连宫廷里的南府也渐渐被京剧取代。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昆曲已经退守到苏州、上海一带，被称为“昆曲发源地”的苏州，也只剩几个老艺人在苦撑。咸丰十年，太平天国战火蔓延到江南，苏州的昆曲班社纷纷解散，艺人流离失所。这是昆曲的第一次“落幕”。

但昆曲并没有死。同治、光绪年间，苏州出现了一个“昆曲传习所”——不，那是后来。当时有几位热爱昆曲的文人，比如俞粟庐俞振飞的父亲，以“清工”的方式研习昆曲，不登台，只拍曲。这种“清工”传统，为昆曲保留了一线血脉。到了民国初年，苏州有一位叫贝晋眉的商人，联合张紫东、徐镜清等人，出资创办了“昆剧传习所”，招收了四五十个贫家子弟，请老艺人教戏。这批学员后来被称为“传字辈”，是昆曲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顾传玠、朱传茗、周传瑛、王传淞……这些名字，是昆曲最黑暗的夜里，最后的灯火。

然而，这灯火终究太微弱了。抗战爆发后，传字辈艺人各奔东西，有的改了行，有的在街头卖唱，有的贫病而死。周传瑛后来回忆，有一次他们在上海演出，台下只有十几个观众，演到一半，台下只剩三个人——一个卖瓜子的，一个找人的，还有一个是戏院老板的亲戚。这就是昆曲最真实的“落幕时刻”：不是轰然倒塌，而是无声无息地消散。

余音从《十五贯》到“非遗”。

昆曲真的死了吗？没有。它只是睡着了。

1956年，一出《十五贯》救活了昆曲。这出戏由浙江昆苏剧团排演，周传瑛演况钟，王传淞演娄阿鼠。它本来是一出传统戏，但经过整理改编，突出了“实事求是、为民请命”的主题，结果一炮而红。毛泽东、周恩来都看了演出，周恩来称赞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的成功，让昆曲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昆剧团，培养新一代演员。张继青、汪世瑜、计镇华、梁谷音、岳美缇……这批“继字辈”“世字辈”演员，成了当代昆曲的中坚。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是对昆曲艺术价值的最高肯定。近年来，随着《牡丹亭》的“青春版”演出、各种昆曲讲座的普及，昆曲又吸引了一批年轻观众——虽然他们多半是大学生或白领，虽然他们往往只看折子戏而不看全本，但至少，笛声又响起来了。

一个未完成的梦。

昆曲从元末明初的昆山土腔，走到明清两代的鼎盛辉煌，再到近现代的衰落与重生，走过了六百年的风雨。它是中国戏曲中最精致、最深刻、也最脆弱的一种。它的“雅”，成就了它，也限制了它；它的“梦”，感动了无数人，也让无数人望而却步。

今天，我们听昆曲，听的是什么？是《牡丹亭》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怅惘，是《长生殿》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是《桃花扇》里“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悲凉。这些唱词，这些旋律，是中国人对美、对情、对生命最深沉的表达。

昆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它的梦，还在。只要有人还在唱“良辰美景奈何天”，只要有人还在听“赏心乐事谁家院”，昆曲就没有落幕。它只是换了一个舞台，换了一群观众，继续做那个做了六百年的梦。这个梦，关于爱情，关于兴亡，关于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那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

水磨调里六百年，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