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老郑过来找我,坐在我对面,腰上那串钥匙哗啦响了一下。
他说:“你不走?”
我说:“不走。”
他问:“为什么?”
我没说话。
老郑也不追问,等了一会儿,自己点了点头,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脑袋,出去了。
他什么都没再说,但我在他站起来的时候,能看到他嘴角那个极浅的弧度——他笑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月光从窗户漏进来,照在床边那盆绿豆苗上。
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在那的,但它们长得很好,根在土底下,早就已经缠在一起了。。。。。。
种子园里的种子一天一天长大,给我们浇水施肥的大人一天天老去。
周院长的头发从花白变成全白,老郑的腰越来越弯,腰上那串钥匙还是哗啦哗啦响,但他走路比以前慢了。
胖婶的锅铲还是抡得虎虎生风,可她偶尔会扶着灶台喘一口气。
陈阿姨以前身上永远有一股洗不掉的奶粉味和尿布味,但现在满身都是镇痛贴膏的药味。
江阿姨仍会把头发梳得整齐,可她戴着助听器的耳朵却越来越不灵了。
哑叔的门房还是笃笃笃地响,但他锯木头的速度慢了,锯一会儿就要歇一会儿。
院里的孩子也在变,但少有新种子再飘进来了,也少有人来领养长大的小苗。
市里盖了新福利院的消息传得越来越真,大家都说种子园迟早要并过去。
周院长没有解释,也没有争,只是每天在院子里走一圈,看看桂花树,摸摸菜园的土,好像要把它们的样子都记进心里。
阿芋在特教班系统地学了手语和写字。
她手语越来越标准,但也有很多人说她的字比手语还好。
她能写很长的句子,能看书,还能算账。
江阿姨说,阿芋现在是特教班里表达通道最顺的孩子,她以后能靠写字吃饭。
我十五岁那年,初中毕业,考进了县城的普通高中。
住校,但县城离城郊不远,骑自行车大概四十分钟。
我课业重,不能天天回去,只能在空闲的周末赶回来。
第一个周末,我是跑着回去的。
铁栅栏门还是那两扇老门,漆掉得更多了。
我看见阿芋坐在门房前的小板凳上,和哑叔在一起。
哑叔在修理一把椅子,阿芋就坐在旁边看着。
两个人都不说话,也不比划手语,就这么坐着,晒着太阳。
哑叔锯一下椅子腿,阿芋就帮他递一下工具,两个人配合得安静又默契。
哑叔年轻时在砖窑干活,一场事故炸伤了嗓子,再不能说话。
无儿无女,被福利院收留,做门卫兼修理杂工。
他也会手语,但不是系统的那种,大多是自创的土手语,就像不同地方的方言。
但阿芋能“听懂”他的“方言”。
他们两个交流,甚至连手语都不用,大多时候就这么坐着,看看天,看看地,就已经聊了一下午。
那天我推开铁栅栏门,阿芋看见我,愣了一下,从板凳上跳起来,朝我跑了过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活泼。
她跑了几步,又想到什么,转身冲进院里,过了一会儿,捧着一个纸包出来了,递给我。
我打开,是下午发的点心,豆沙面包。
她知道我今天回来,所以留着,没舍得吃。
她站在我面前,头发长到肩膀了,还是不爱笑,眼睛还是亮亮的,但亮的却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我揉了一下她的头发,她躲了一下,但没有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