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这个趋势下去,慢慢的,电影市场也能盘活了,文艺市场也能遍地开花。
所以洪总理再看到王潇,切入的话题便是演唱会。
结果王潇愣了一下,才不太确定地开口:“大概是席琳·迪翁吧,加拿大歌星,唱《我心永恒》的。”
跟在洪总理身后的部长笑着调侃:“怎么是大概呢?还想向你请教怎么订票呢。”
这位副总理的未婚妻身份还是挺微妙的。
熟悉莫斯科政坛的人都知道,她有个绰号叫克里姆林宫教母,虽然在外面比不上号称教父的别列佐夫斯基名气大,但在核心的圈子里头,她明显要比后者更受认可。
这一次两国谈判也是。
本来一开始疙疙瘩瘩的,大家都在担心合资好说,打不开市场,挣不到钱怎么办?
毕竟大家是基于出口配额开始合作的,而不是俄罗斯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对华夏的企业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
结果俄罗斯这位副总理和他的未婚妻晚上见了面,第二天早上,他们就积极多了,还拿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很难让人不怀疑,复杂的方案其实是他的未婚妻提出来的,而且还得到了俄罗斯代表团的一致认可。
有这样一位教母在,自然不能把她当成单纯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的家属了。
王潇笑着摇头:“我真搞不清楚,这一块我交给同事了,我现在没空管。”
洪总理从善如流:“那你这段时间在忙什么呀?”
按照秘书给他准备的资料上的说法,俄罗斯鱼。
好像每个行业她都沾一沾,神奇的是,她都做下去了,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特别亏损的业务。
“忙布局半导体产业的事。”
人生是历练出来的。
王潇记得自己第一次见洪总理的时候,那真是紧张的说话都要打哆嗦。
如果不是当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必须得保证迈克尔·杰克逊的上海演唱会顺利开下去,她都害怕自己在饭桌上连话都说不圆乎。
但是现在,她已经能够笑着,姿态轻松的跟洪总理说话了,还直接把张汝京介绍给了领导。
“我请了资深半导体专家,建厂专家,台湾第三大半导体世大的总经理张汝京先生给我们的半导体事业部做顾问,这段时间我们先在长三角,然后到北京来考察半导体设备国产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国货来代替进口的设备和耗材。”
洪总理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出身,高级工程师,对半导体本身就格外有一份关注,也知道王潇去韩国收购现代电子的液晶屏事业部和lg电子的芯片产业的事。
现在听了王潇的话,他点点头,没有继续追问更深,而是询问:“你们作为企业家搞半导体做,希望国家做什么?你们需要国家为你们做什么?是给你们贷款,还是给订单?”
五洲收购韩国半导体企业的事情,虽然没有大肆宣扬,甚至双方都没有接受媒体采访,但事实上,在业内造成的震惊还是不小的。
大家突然间意识到,还能这么来?属于大陆半导体的春天,是不是就要这么来临了?
他确实需要听到半导体界企业家的声音,是真正属于经营者的声音。
王潇转头先看张汝京,关于这一块,真正成天泡在芯片厂的人,比她更加有发言权。
张汝京先点头再摇头:“这些都很重要,但政策的支持最重要,其余的还好说。因为只要有政策扶持了,大家看到市场,就愿意投入做起来。”
台湾的半导体界能在九十年代唰的一下就真正起来了,导火索是德碁半导体在1992年碰上日本住友半导体环氧树脂厂爆炸,国际内存价格暴涨,挣到了钱。
其他人一看,搞这个能挣钱,就集体加入进来了。
不管他们做的时间长还是短,哪怕干不了几年直接关门了,那么,这些工厂公司的工程师也初步培养出来了。人才储备的增加,让整个行业越来越兴盛。
洪总理听他说完了一通半导体企业的生存之道,又询问王潇的意见:“那么政府应该在这其中充当一个什么角色?”
王潇笑道:“要给政策,但不能管太多。因为政府管的多的话,就会有倾向,会扶持企业自己心目中的优质企业,希望它做的更好。这种扶持是出于好意,但慈母多败儿,很可能扶着扶着就把它给扶没了。”
跟在洪总理后面的官员有人苦笑了起来。
在1999年2月中旬说这话,实在很难不让人感慨万千啊。
如果能扶得起来的话,那么国家也不会忍痛看着这么多企业关门了。
工人大下岗,是工人的痛,也是甩在政府官员脸上的重重一巴掌,在无声的提醒他们——是你们没做好,没规划好,所以才造成这样恓惶的景象。
王潇倒没想到下岗工人,她就事说事:“企业跟人一样,有了扶持的话,就容易惫懒,就觉得这个订单肯定是我的,我无需犯愁。时间一长,企业的市场意识会急剧衰退,等到反应过来,想问市场要饭吃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伸手了。”
“而且政府的职能决定了政府必然是求稳的,半导体产业则需要冒险,才能进步。后者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循序渐进,而是飞跃式的,颠覆式的。它必须得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不断的进化,才能生存下来。”
洪总理听得笑了起来,自我调侃道:“看样子我们手不能伸太长啊,不然会被嫌弃的。”